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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夕中国社会问题及变革道路探索再思考|百年中国系列一

2013-3-17 18:05

原作者: 中国农村读书小组 来自: 人民食物主权
本文为2013年秋季“中国农村读书小组”前三次读书会讨论记录的整理稿。


考察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建设问题,有必要理清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在中国社会动荡最激烈的时期,“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出路何在?”的问题曾引发了学界的热烈讨论。本文重新梳理了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改革与实践,以反观当下中国农村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反思三四十年代的乡建主张
 
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社会经济近乎崩溃,政治动荡,农村破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导致民不聊生,也引发了各界的“民族自救”运动,尤以救济农村经济、挽救农村于破产的乡建运动为代表。无论成败,其影响仍延续至今。这一时期的乡建运动,以梁漱溟和晏阳初分别开展的乡村建设实践为典型。费孝通尽管没有开展社会实践去,但对于乡村建设也有一些主张。以下分别对三位主要人物的主张进行探讨。
 
1.1、梁漱溟的乡建理论
 
梁漱溟(1893-1988)在上个世纪早期的思想和实践已经成为当下乡村建设的一面旗帜。因此我们对了解和讨论梁漱溟的乡建思想具有浓厚的兴趣。梁漱溟是一位保守的改良主义者,他的保守主义从他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中已可窥见一二。梁漱溟是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对于五四运动,特立独行的梁既同情学生的爱国热情,又反对学生破坏法律秩序的暴力行为,而坚持从法律的观点评判学生运动的得失。……梁坚持法律至上的观点,强调即使爱国急公的行为亦不能逾越法律的界限。”(高力克,2010)因此,即便对学生运动抱以同情,梁漱溟仍认为法律应当被置于爱国公义之上,因此,他反对爱国学生暴力犯法,敦促学生守法服罪。秩序导向在他的乡建理论中同样明显地体现出来。

梁漱溟的社会改良方案具有整体性的视野,认为“乡村建设天然包含着各种问题的解决。”“乡村建设”不仅是复兴乡村的计划,而且也是复兴整个国家之路。他强调乡村建设是全局性而非某一个村庄的;是综合性而非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名为乡村建设,实为解决整个社会的问题。关于乡村建设的目的,他引述了张宗麟质疑:“他问到:……‘乡村建设究竟为着什么人?大多数的银行家特派专员注意农村建设。……表面上看来,好像为着农民;实际上好比喂养肥猪,不是为着猪,而是为着吃猪肉的人。’” 梁认为这样的说法错解了乡建的意思,把乡村建设看成是一个局部的事业,而不是整体性的方案:“其意若以为乡村建设只是一种农村生产之增加、富力之增强而已。”在回复这样的质疑和错解时,梁指出中国面临的是整体性的问题:“我们要知道,整个中国社会现在日趋破坏,向下沉沦,在此大势中,其问题明非一乡一邑所得单独解决。” 在诸多“破坏乡村的力量”中,“以眼前中国的政治味最大破坏力”,还有“那无远弗届、无微不入的经济影响”,包括“丝业恐慌、棉花价低、粮食跌价等等影响”,“遮拦不住”。在梁漱溟看来,“生产增加不单是生产技术一面的事,乃于经济上各种问题皆有不可离的关系。富力增加,亦不但是经济一面的事,乃与社会各种问题皆有不可离的关系。所以乡村建设天然包含着社会各种问题的解决……粗略言之,与生产技术进步最有关系者,是农民合作组织之发达;而合作组织之发达,天然有农民教育程度增高、农民势力强大等等事实包含在内。事实上,农民且将成为中国之主人翁,如何会成为张先生所说的被宰割的肥猪呢。我可以断定的说,这只猪或者他将饿死而不能肥,但是他如果能肥的时候,亦一定是他变成人的时候。”(梁漱溟,1934: 73)“肥猪”是否能养成、依靠什么能养成,养成后肥猪的前途又是什么,是一系列的问题。“肥猪”这个有趣的比喻在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关于合作化的路线之争中又出现过。

在整体性视野和从农村入手方面,梁漱溟的方案与共产党的社会改造有相似之处。然而,两者又有根本的不同。社会改造方案离不开对社会问题的基本判断。梁漱溟的方案是基于对社会问题的什么判断之上呢?尽管梁漱溟看到“破坏乡村的力量”中有无所不在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力量,他认为中国主要问题是文化失调和组织构造基本崩溃,而新的组织构造还未成型,而“今日非根本上重建一新组织构造,开出一新治道,任何事不必谈!”(梁漱溟,1934:76)因此,他的复兴方案一方面是文化教育和组织建设,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发展农业,带动中国工业的发展。他认为,外国侵略和民穷财尽都不足为患,不是真正的问题,如果有社会秩序,国家自身将有力量对外,也可以生息长养。在文化方面,梁漱溟重视乡村教育,以使得“农民自觉、乡村自救,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在组织方面,梁漱溟建立村学和乡学,这个组织不仅是教育机构,而且具有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多项功能。这个组织包括校董会(由领袖人物组成)、校长、教员、乡民(学生)。梁漱溟认为“将来的整个的国家政治制度,也就是本着这么一个格局,这么一个精神,这么一个规模发挥出来。”通过这个组织,梁漱溟饯行他的文化启蒙、团体组织培训计划,使知识分子和精英与农村相结合。在梁漱溟同时代的批评者李紫翔看来,梁漱溟的“重建一新组织构造,开出一新治道”实际就是要重建已经崩溃了的“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的社会”;而又将这种理想的伦理本位社会披上了西洋文化的外衣,发展中国的工业化(李紫翔,1982)。所以,同学们讨论了以下的问题:

第一,梁漱溟想要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的乡建思想是否是希望复古,重建已崩溃的“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还是想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

在《乡村建设是什么?》一文中,梁漱溟提到:“我们要认清我们的题目,握定我们的纲领。题目便是辟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要使经济上的‘富’政治上的‘权’综操于社会,分操于人人。”(梁漱溟,1934:76)梁漱溟所谓的“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是一个以农村为根本的、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的想像,或者说他希望建立农村公民社会。他同时也希望以农业的发展带动中国的工业化。所以他并不是想复古,他追求的也是一种现代化,希望通过一个由农而工的途径使中国成为现代化的社会。在对现代化的追求上,梁漱溟、晏阳初和毛泽东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如何走”的道路问题。

这就引申出当时农村建立公民社会可行性问题,或者说中国农村社会是“分”还是“合”的问题。

梁漱溟把中国社会假设成一个整体性的社会,没有整体性的利益冲突。梁漱溟强调中国传统社会是“有统治者而无统治阶级”,他的视野里社会是“人人”,而没有阶级分化。他因此认为没有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农村的“合作”依然是可能的,在乡建实践中极力推行农村的合作社建设。但实际上,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他却发现乡建运动推不下去,导致他后来承认“号称乡村建设而乡村不动。”在农村是“分”还是“合”的问题上,毛泽东与梁漱溟的认识则截然相反,毛泽东看到了农村社会的分化,看到了大中地主、小地主、富农、中农、贫困农户之间的分立。“合”只是表面的,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内部的分化问题,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合”。

第二,梁漱溟强调“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意在为整个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梁漱溟,1934:88)梁漱溟如何论述从“乡建道路”走向中国问题解决的路径?这个路径是否可行?

梁漱溟的设想是,通过农业发展进而带动民族工业的发展,“使内地农村能利用外埠过剩资金以恢复生产、增进生产,因而增进一般购买力以促兴民族工业,而后工业乃至一切产业以次可兴。……中国农业有基础,而工业没有,恢复农业生产力当较兴起工业生产力为简便迅捷,……农业生产所需要件为土地,在我为现成;而工业生产所需要件为机器,适我所缺,工业后进国例必以农产品出国易机器而后工业可兴,不能先从工业入手也。”(梁漱溟,1934:87)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工业没有比较优势,要发展民族工业,就应该发挥农业的比较优势,通过出口农业原料和农产品,带动工业发展。这是美国等所走的发展工业的道路,后进的国家能否继续依循此道?

世界著名的农政学者Henry Bernstein(2010: 114)指出:“西方国家早期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时,农业对这一过渡作出了贡献。这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当时农产品价格在实际意义上通常远远高于今天的价格。‘在整个19世纪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贸易条件都在向有利于农业的方向发展’;然而,从20世纪40年代以降,国际贸易条件大多‘极为不利于农业产品,而有利于工业产品,这种转变在工业革命后是第一次出现’(Kitching 2001: 154-155)。”而20世纪40年代,正是梁漱溟写作的时间。梁漱溟所描述的,发挥农业的比较优势,以带动工业发展的模式,看起来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美国发展出一个强大的农业资本主义,美国模式也的确成为二战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参考的模范,但这种模式是极具误导性的,不可能被第三世界国家所复制。因为美国的农业一开始就是以出口为主导的,美国本身是世界市场的产物,使得后来的国家不再能够方便地出口他们的农产品(Harriet Friedmann & Philip McMichael, 1989)。这也是为什么后发国家,如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无法复制这种发展道路的原因。
    在当时的中国,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已经形成,帝国主义时期已经到来,垄断时代开始;自由竞争时代已成过往,原料的主产区已经形成,在世界价格体系中,农产品和原料的出口价格是极低的。把非商品化的地区纳入到商品化的地区里,通过农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本国经济,这种发展想象在当时已经不可能实现。正如今天对“资本下乡”的争论,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已经鲜明地摆在那里,“资本+农户”模式的结局几乎必然是农户受剥削。下面陈翰生关于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烟农的分析正视指出了这一点,而最近关于中国农产品供应链的研究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点。所以梁漱溟对世界格局的认识和对“资本”的幻想都是有问题的,他所设想的路径――即便通过其它国家证明曾经是可行的――在当时对发展中国家已经行不通了。实际上,二战以后,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是通过梁漱溟设想的道路走向工业化。然而,二战以后主流经济学一直都在向发展中国家鼓吹这一路径。
 
1.2、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
 
    如果梁漱溟对当时中国问题的诊断是旧的组织构造崩溃,因此需要重建一个新的组织结构,那么晏阳初(1893-1990)则认为中国是因为“民族衰老”、“民族堕落”,将乡村溃败的原因归结为“愚贫弱私”,希望从文化教育上另辟蹊径。晏阳初的平教运动,是试图在不触及现有组织制度的前提下发起一场自下而上的改良运动。“吾人在社会组织未经改良之前,惟有努力于教育机会的平等,使人人所蕴蓄的无限能力,都有发展的机会……”(晏阳初,1993:31)他并不是没有看到“社会组织”的问题,但却将整个中国的问题简化为抽象的“人”的问题,试图从文化上去解决中国农村破产的问题,而没有从根本上分析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困境。他与晏阳初的乡建运动,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乡建道路,按照李紫翔(1982)的划分,即分别是旧派和新派的代表。

实际上,无论是梁漱溟还是晏阳初,乡建派都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改良。邹平和定县的实践,都未触及农村社会发展的基础——生产关系的改造问题。时隔几十年,如今再来反思当时的乡建运动,仍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寻。

第一, 定县实验以抽象的人作为方法和对象。

对于中国的问题,晏阳初认为,“现在国家受异族的压迫,人民受军阀的摧残,其根本原因就在我国人民平均智识的低下。”(晏阳初,1993:33)他提出的药方就是“提高民智”,在这里,他所说的“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李紫翔(1982:72)批评说,“‘定县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建筑于抽象的‘人’的问题上。”为什么从抽象的“人”入手,就会产生方法论上的问题?

抽象的“人”的概念,实际并不仅仅是出现在晏阳初的乡建理论中。美国宪法里谈的是抽象的“人”;法国大革命讲“自由”、“平等”、“博爱”,其对象也是抽象的“人”。但看上去是抽象的“人”,实际并不是纯粹的抽象。所谓的“自由”、“平等”、人人有选举权等,在实际中并不是如此,在美国宪法颁布以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黑人仍然无法享受与白人同样的权利,而妇女的选举权也是在1920年才获得。所以,美国宪法所说的“人”,表面上是一切美国公民,其真正的对象只是中产阶级的男性白人。这些文字书写中的抽象的“人”,背后其实从一开始就暗含了性别、种族、阶级的假设,所以在具体情境中的这些抽象的“人”,一定是有所指的。

对于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来说,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分配极不平等,即便在农村,分化也是巨大的现实存在。把所有的农村人看做一个整体的、抽象的“人”,以此来诊断社会问题,可以说方法论的错误。从这一点上说,梁漱溟和晏阳初的乡建运动都出现了同一个问题:忽视了农村社会的分化,而试图将整个农村作为一个整体,或引导其合作,或不考虑差异地去进行教育改造。

晏阳初的这种以人为分析单位,将个人发展完全归因于个人特质的方法,与Krishna(2009: 10)在分析西方现代化理论时所指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极其相似。在Krishna看来,方法论个人主义是现代化理论的核心信条,它把社会的贫富差距归因于个人特质的差异,富人之所以是富人,是因为他们恰好具有这些特质(如理性、崇尚科学、懂得自身利益、能以节俭增加投资等等)。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逻辑应用到分析地区间或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异时,则是“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同样,它把国家之间的差异归因于那些第三世界国家不具备某些特质(Sankaran Krishna, 2009: 11)。从这一点上说,晏阳初的方法论与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的民族主义是不谋而合的,或者说,接受西方教育的晏阳初是受到这种方法论影响的。

第二,定县实验是一种“智力主义”。

晏阳初强调他的“平民教育”不同于传统教育,“就我国人对于读书的观念来说,常有一种根本谬误的观念,以为读书是读书人的专业,其他的人,可不必读书。士农工商之中,惟士可以读书;若农若工若商,就不必读书。……我们应先将此种观念,根本推翻,使人人觉悟读书识字是人类共有的权利,无论什么人都应享受。……无知识的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没有改进的方法,对于外界的压迫,没有免除的能力,社会上种种切身关系的运动,也不知道参加,岂不是,‘一生辛苦有谁怜。’”(晏阳初,1993:32)传统教育是对培养“士”的教育,即便孔子明确提出“有教无类”,其教育指向仍是“学而优则仕”,在这一点上说,晏阳初认为,他的平民教育理论是与传统教育全然不同的,他倡导的是“大众教育”,即所谓”mass education”。在《平民教育理论》(1993:33)中,晏阳初提出,“……就人类的生存竞争而言,知识是生存竞争必不可少的东西。无论个人,无论国家,其优胜者,必定是知识超然的;其劣败者,必定是知识低下的。”这种论断带上了一种“智力决定论”的倾向。

这种智力主义对既定的经济和政治格局采取一种保守的态度。正如李紫翔引用定县实验倡导者所夸耀的,“定县从前也曾发生过几次抗债抗捐的事。不过凡是平教会势力所到之处,这种口号便无效了,因为我们告诉他们,‘你今天抗了债,明天就无处借债了’。同样,我们还可以做个补充的意见说,凡是平教会的势力所到之处,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也便无效了,因为他们会告诉民众说,‘你今天反了帝国主义,明天便得不到国际的帮助了!’”(李紫翔,1982:73)知识并不是不重要,但智力决定论却把地区之间的剥削、城乡之间的剥削、阶级之间的剥削等种种因素就被掩藏了,把这些不平等以“智力、知识”上的差距为名合法化了。

“知识改变命运”的这种意识形态,中国从古到今都有,并不是晏阳初首次提出,他只是沿袭了这种观念发展出他的平民教育理论。传统社会的“学而优则仕”以及科举制度的存在,为寒门子弟向上流动提供了一条途径,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社会流动的开放性;与之相应,对教育的重视和期望,也一直保存了下来。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流传甚广,为了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甚至被人称为“千古奇丐”。武训幼年的经历,使他坚信贫苦是未受教育的结果,而上学是改变贫困家庭孩子命运的最重要方式;执念于此,武训毕其一生执着办学。知识和教育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在“知识改变命运”为小部分寒门子弟所信奉的同时,大多数传统的老百姓大多数时候相信宿命论。这两种观念都是对制度的守护,而不是颠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也具有保守的面向,所以李紫翔批评说,平教会所到之处民众连反抗都没有了。与此相反,共产党在多个地方开展土地革命,通过引入阶级的划分,使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分配、使反对/节制剥削和压迫成为根据地社会改造的主要内容。“翻身”的过程是重新分配生产资料的过程,也是普通农民重新认识社会、认识自身力量的过程,是对“宿命”的颠覆。正是认识到农村的阶级分化,抓住了生产关系中核心的土地问题,农民才真正地动起来。

而无论是梁漱溟还是晏阳初,都是希望依靠知识分子和精英来引导这场乡村变革的,这是一批接受了西方的现代化教育,也保留了部分传统的知识分子。依靠知识分子,在乡建过程中对农民的动员却不够,在运动中缺乏两者之间的辩证互动,这也导致了乡建运动的局限。
 
1.3、费孝通的“乡土重建”主张
 
费孝通(1910-2005)的《乡土重建》一文调查和写作时间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书于1948年。二战胜利后,费孝通已是中国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分子,据费老自己回忆,“我那时是知识分子的头头,经常发表政论。符合知识分子的心理,符合知识分子要求的水平,又要西方,又要中国,我两面都有了,所以那时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我当时是中国最好的columnist(专栏作家)。”(朱学勤:2005)他的《乡土重建》主要描绘了“乡土工业”发展的蓝图。

当时,费老已经看到地主阶级特权的不可维系,但他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通过暴力来解决土地问题,取消地主特权,希望为地主们设计一个合理的出路。“我的立场是想在和平方式中去解决这无法拖延的基本问题。”(费孝通,1948:372-373)而这条出路,费老指出:“……只有‘放弃农业,开拓(不是夺取)工业’才是现有地主阶层应当采取的道路,但是同时他们必须放弃特权,把他们这阶层的性质由寄生而变成服务。”(费孝通,1948:380)

在对地主阶级的特权问题给出交代之后,费老重点讨论了乡土工业的发展问题。从农民的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分别进行分析以后,费老认为增加普通农民收入的办法,就是在乡村办农民自有产权的,可以以合作社为经营形式的工业,即乡土工业。他也分析了乡土工业办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了发展乡土工业,费老提出在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最好就是农民自己节省,这种节省以地主阶级放弃寄生生活为前提。费老认为,鼓励农民节约的激励机制是依靠传统意识,即“创立家业”。(费孝通,1948:416)

费老看到了中国农村当时的不可维系。他所设计的道路实际也就是一种改良路线。

1.他希望劝退地主,通过为地主阶级找到另一条出路来避免重新分配土地过程中可能导致的阶级冲突。

2.他关注农民的生计,希望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他的视野里没底层农民需要阶级翻身的问题。

3.费老不希望以破坏农村为代价来发展工业,所以试图在梁漱溟的以农业带动工业发展和直接发展城市工业的道路之外找到第三条道路——发展乡土工业。但费老也没有走出梁漱溟的困境,帝国主义时代下,中国作为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深陷于世界体系。不改变这个前提条件,费老的蓝图只能是一个改良的空想。

费老为地主阶级寻找出路的核心问题是通过和平方式将土地从地主手中转移给农民。“土改”能以和谐的方式实现吗?这种改良式的“土地改革”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究竟区别何在?

费老的“和谐土改”设想,与台湾后来的土改实践似乎更加契合,不妨以台湾为对照来看中国大陆的土改。国民党在其成立的早期把土地问题当作重要的民生问题(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减租减息于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成为口号,于1927年被写入国民党政府的法令全书。鉴于当时地租惯例是收成的50-80%,法令要求减为37.5%,(假设地租原为50% ,那么37.5% 则实际上使原有的地租下降了25%,有时称为“二五减租”)。利息减少则体现为每月最大限额为1.5%。 但是因为蒋介石的国民党官僚体系和地主联系密切,没有办法自己动摇自己的统治基础,所以一直没能执行。1937年共产党开始采用。1949年蒋政权到台湾后,与台湾地主的政治关联并不紧密,土改则不致动摇自己的根基,因此有了它在大陆是没有的条件,更有了它在大陆没有的动力。台湾的《台湾大百科全书》这么介绍台湾的土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政府推动的农地改革政策。包括1949年的“三七五减租”、1951年的“公地放领”及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台湾的土地改革可视为国共战争的延续。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改革这的姿态,获得中国广大农民的支持,1949年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后,为确立财政基础,确保庞大军队的粮食,也为强化在台湾的统治,必须实行土地改革一派出地主势力。1950年代美国积极协助亚洲各国推动土地改革,在台湾则透过“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提供技术与经费的协助。由于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的肃杀气氛,加上政权的所有者与土地所有者不重叠,土地改革的推动极为顺利……

……政府强调土地改革达成了三个目标:减轻农民负担、保障地主利益、将地主资金转移到工业资本。

……对地主的地价补偿金以七成的实物债劵、三成的四大公司(台湾水泥公司、台湾纸业公司、台湾农林公司、台湾工矿公司)股票给付……土地改革造成土地制度的改变和财产的再分配,启动“农工部门间资本流动”的第一步,并顺利地使巨额的土地资本投资于工业资本。”(台湾大百科全书)

费老的设想在大陆是否能行得通?大陆能否避免阶级斗争来实现土改?一方面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本身并没有雄厚的资金。国民党撤离大陆的时候把国库掏空了。那为什么共产党政权没有采取“行政恩赐”的手法—这个手法是当时很多民主人士希望看到的--进行土地的重新分配,即通过行政、军事的力量剥夺地主,至上而下分给农民,使农民受惠?而是以军事政治力量作为支持,通过群众动员的方法使农民自己去斗地主分田地?

费老在分析农村出路问题时,高度关注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的问题。他从农民生活的收支两方面考量,探讨提高农民收入的方式。从经济角度考虑这个农民生活问题,大致会得出与费老相同的结论。然而,共产党领导的“土改”却并不是和风细雨的,恰恰相反,是农民在共产党的支持下站出来批斗地主,是农民“夺回”土地的过程,而不是地主出让或政权赐予土地的过程。之所以要用这种方式来完成土地改革,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地主阶级不愿主动退出历史舞台,更是因为对于在上千年的封建体制下生活的农民而言,改变他们的生活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改变他们的“地位”,让他们从心理上“站起来”,是阶级的翻身。因此,共产党领导的土改不仅是农村经济的调整,更是阶级关系的改造,通过“翻身”改造广大的农民和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

其实费老自己也指出,中国的地主不仅仅在经济上有特权,在政治、文化和心理上的特权也长期存在。这个特权不仅属于地主阶级,而且构成了阶级关系的一部分,与地主阶级特权相对应的是农民在心理上怕地主。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土改是通过发动群众(阶级动员)来进行的。这是一个使农民从政治上、从心理上站起来的方法。1956年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报告说,“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份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法农(2009)在《大地上的受苦者》根据自己在阿尔及利亚(当时是法属殖民地)给当地人做心理医生的经历,分析了一大批人的心理问题,不是个人因素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的造成的问题,殖民者对他们的压迫,使被殖民者心理扭曲。他最后得出结论,反殖民的斗争是使殖民地人民从心理上站起来,实现民族独立、民族翻身的必要方法。

实际上,梁漱溟和晏阳初都是从文化层面、从中国农村出发去考虑中国的出路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其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梁漱溟,1937:65)晏阳初更是直接从教育入手,认为中国一切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从文化的角度去试图触动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解决,结果并不乐观。无论是定县实验还是邹平的平民教育运动,都没有取得大范围的成功。在梁漱溟和晏阳初的乡建运动中,知识分子引导整个运动,但是群众没有积极地的参与,乡建运动不仅在农村问题以及中国问题上基本判断失误,在运动中也并没有摸索到发动群众参与的方法。费老虽提出了一些乡村建设的设想,却也没有考虑到底层农民的“翻身”问题,也有一些局限性。但这并不表示他们的努力是无意义的。乡建派的实践和主张留给我们很多经验,也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当时的农村社会改造的教训,对于我们理解今天农村的变迁也是有意义的。
 
二、三十年代的农村生产关系调查
 
承上文所述,梁漱溟的乡建运动理论出发点在于,他认为中国农村的状况没有阶级分化。而在这一点上,毛泽东、陈翰笙等人的观点却与他截然相反。在乡建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时,一些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的实地调查也在农村展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推毛主席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以及陈翰笙的《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陈翰笙,1984)。毛主席、陈翰笙等对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研究与乡建派最大的区别在于引进了阶级分析的视角,从而使农村社会的分化问题得以展现。重读这些文献,再反观当下的实际,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探索。
 
2.1、关于《寻乌调查》的讨论
 
如何寻求出路取决于如何分析和认识社会问题。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毛主席一直十分重视农村调查。毛主席的调查中,最基本的即是阶级分析的观点,他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概念,灵活地把握现实,虽然立场是贫下中农的,但是广泛接触调查了各种各样人群的意见,如贫农、小生意者、杂货店主、小学教师、县办事员等,并在调研基础上将农村人口划分为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破落户、新发户、富农、中农、贫农、手工工人、游民、雇农等多个层级。(毛泽东,1930)寻乌调查与兴国调查的报告是有血有肉的,将概念与现实材料很好地结合起来。当时寻乌已是苏区,调查者并没有按照阶级划分论资排辈,没有教条化地简化参与的阶层,没有只偏听贫农的话。调研方法上实事求是、兼听则明,因此使调研的材料具体丰富。然而,没有基本的理论、概念、和立场,也很难想象这两篇调查会有如此的分析结构。

寻乌调查对农村不同阶层的划分是清晰而且明确的。将农村划分为大、中、小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对贫农也细分为四类。在关于土地关系的讨论中,核心问题实际是农村社会的分化和剥削状况。每一类群体、每一种土地关系,其牵连着一种剥削关系和相应的政治态度。大中地主,总体而言具有封建的保守性,也不乏其中一些受资本主义影响大的,但这部分人的经济关系仍在封建剥削的状况中。小地主则更为商业化,他们也更容易接受新文化,因为在政治生活中他们是受地主阶级统治的,在经济上受到资本主义的侵蚀和政府机关的压榨,破产得非常厉害,所以他们在革命运动中是积极的。在土地革命中,大中地主结成反革命战线,而小地主和贫民阶级形成革命民权主义倾向的斗争派。富农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他们具有“半地主性”,且因为有剩余的资金、土地,他们在农村高利盘剥,使这样一群人被划为贫农的绝对对立面[1]。从农村的剥削上看,贫农的借主多半是富农,所谓的“新发户子”;中等地主的钱是借给小地主中的破落户和正在破产的农民,其目的是在于吞并土地;大地主及公堂的钱是很少外借的,“因为大地主的目的在享乐而不在增殖资本,做八十酒呀,起大房子呀,留了钱做这些用……”(毛泽东,1930:14)。这样看来,受剥削最严重的贫农阶层,其最大的剥削者就是富农。谷利、油利等,也是对贫农的严重剥削,贫农被逼卖儿卖女,毛泽东说:“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

此外,《寻乌调查》展现了有趣的性别视角,让我们看到在社会革命中觉醒的妇女。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指政权、族权、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而在《寻乌调查》中,毛主席关于妇女们所做的活儿以及她们的累和苦,提供了具体的描述,认为妇女的责任比男人的多,她们的工作不成片段,没有歇。妇女的权利意识的觉醒主要是通过参加土改运动,当然,也源自于共产党自五四运动以来对妇女解放话语的宣传以及鼓励妇女解放的政策。虽然土改运动不是一个性别解放运动,但是它具有深刻的性别平等的意义。通过参加土改、获得平等的土地权利,妇女们触类旁通,展开了对传统夫权的斗争。所以土改运动具有性别平等和妇女自我增权的意义。

当时的婚姻政策变动了5次,也反映出党的政策和群众运动之间的有趣的互动。我们容易想当然地、先验地认为政策应该一步到位,反感政策的多变。然而通过这个案例,我们看到政策没有办法准确预测不同群众的保守性和积极性,只有通过这种反复,政策制定者才能确定和掌握其中大致的度。在恋爱婚姻问题上,男女群众的反应比预料的高,超出了原先政策预想的范围,男女群体之间的博弈和双方对政策的不同要求使得政策出现左左右右的反复。《翻身》中也有案例说明土改中,老百姓的冲动有时超出了政策的范围。这是群众运动的特点,政策会根据群众要求更激进,有时候也会妥协。这个案例使我们看到在实际的情况中,动态地调整的政策反而是正常的。政策与群众、群众与群众(即群众的各个不同的部分)也在运动中彼此变化、博弈、相互协调与适应,才有可能通过这一过程形成共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表达的过程,也是一个动态地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2.2、陈翰笙对三十年代农村生产关系的分析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陈翰笙(1897-2004)在《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一文中,也贯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他看到了外国烟草公司通过中国买办、官僚和地方士绅等对贫农的剥削。农村社会在他的分析框架中也不是一个统合体,而是分化的。

《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农民》实际上以事实陈述了梁漱溟的乡建理论中提到的,以农业带动工业发展,将资本引进农村的恶劣后果。“银行资本正在迅速同工业资本结合,资本输出变成和商品输出同样重要。”商品输出只是通过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商品挤出市场来竞争,而资本输出则直接利用殖民地的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且免付关税和海运费用,如此,对殖民地的剥削更深层地与当地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更彻底。通商口岸开放以后,英美日等国开始在中国培养廉价原料的产地,而烟草的生产费用很高,一般的小农很难负担得起,于是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进入提供了一个渠道。

这些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进入,是英美商人通过中国的买办,买办又通过地方士绅放贷给农民的。“中国的银行资本只是作为高利贷资本和买办资本混合物的体现,它对于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没有起过什么作用。”中国资本是和外国资本一起,在中国买办和地方士绅的合谋之下,共同对贫苦烟农进行剥削。那时,“农民感到自己迫切需要难以得到的现金。自从1904年胶济铁路、1906年平汉铁路和1912年津浦铁路建成以来,货币经济已经在大踏步地猛进。”(陈翰笙,1984:4)生活资料的迅速商品化,使农民迫切地需要现金;“与此相关的最为重要的事实也许是,无论外商还是华南烟草公司,收购烟叶时都经常付给现金。这对于农民是巨大的刺激。”(陈翰笙,1984:4)所以,尽管在烟草交易中,农民是没有任何议价能力,完全处于被控制的地位,他们仍然“愿意”种植烟草。这就是“资本+农户”的模式,在资本的力量处于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在附有政治和行政强制,军事和暴力强迫关系的超经济强制下,农户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日本、英美和华商烟草公司的竞争,使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将竞争中的成本转嫁给烟农。

在回顾这些研究时,仍有一些地方需要探讨。

第一,合作中的“能人”问题。陈翰笙(1984)在《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指出:“烟草合作社和中国其他的合作社不同,它们大多掌握在地方士绅手中事实上,合作社成员绝大多数是那些不仅不需要贷款救助,而且实际上还掌握货币准备放贷的地主和富裕农民。”也就是说,这种烟草合作社实际上是由准备放贷的地主和富农控制的。除了陈翰笙在提到的烟草合作社,《寻乌调查》中的“神坛”、“社坛”也是类似于合作社的组织。地主富农组织的“神坛”,以钱股作为会底,年底吃饭分红。因为入社需要一定资本,所以神坛是排外的,只有有资本的人能加入。和今天的合作社非常相似,所谓“合作社”,实际大多掌握在大户手中,即所谓的“精英俘获”现象。

非大户垄断的合作社,在今天的中国只有少数例外。在山西有这样一个合作社的例子。这个合作社最初是由一个农资店发展起来的,由于农民通常情况下没有足够的资金一次性付清购买农资的钱,他们往往是在播种前赊购农资,在收获以后还清赊账。问题在于,一些村民赊账以后不愿还款。并不是农民没有收成,而是往往看到有人不还,所以他们也不还。这个农资店的店主认为,农民之所以不愿还钱,是因为他们的利益与农资店的利益是对立的,不相关的。所以,她找到的解决办法是,凡是到这家农资店来购买农资的人,都需要在这里入股,于是这家农资店转变为一种农资合作社。农资店的经营成效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于是欠账不还的状况得以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一户不愿还账,则他站在了所有入股人的对立面,而不仅仅是原农资店老板的对立面。当化私为公以后,矛盾得到了解决。对于这家农资店的店主而言,她是有所牺牲,但她的个人利益并不是被否定,而是在经营状况改善的情况下,以另一种形式成为新的整体利益的一部分。

可见“能人”在合作组织的建立中非常重要。当下并不缺乏“能人”,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人为谁服务?在毛泽东时期,有共同体经济的建设,有思想组织动员,因此,能人不断被转化为为集体服务,而不是为自己服务。在生产关系改造完成后,在建立利益共同体的过程中,仍然有很多不平等的资源、权力关系(主要是政治的和文化的),怎么实现平等、实现能人的转化是关键。

第二,经济独立与政治独立的关系问题。陈翰笙在文章最后提出,“中国烟农的痛苦和贫困是无穷无尽的,整个烟草市场和日益流行的卷烟的市场正在迅速变成具有殖民剥削的性质。但是,一旦中国人民的民族力量真正坚持自己的权利,一旦政治独立和经济自由全恢复,这种情况一定会宣告结束。”(陈翰笙,1984:28)他含蓄地指出,只有获得政治独立才能根本上改变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由于他是1933年在国际上公开发表这个研究,所以在这一点上,他的文章中表达得也相对含蓄。

中国的整个革命运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革命,也不同于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如迈斯纳所说,国民革命所产生的宪法是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宪法,但整个经济和生产关系的问题没有解决,对外还是无法摆脱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垄断。且国民革命的本身,也没能真正产生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成为帝国主义及买办的附属体,也与中国的地主士绅相结合,中国还是在半封建半殖民的状态,并没有真正的民族独立和经济独立。所以1949年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外国资本被没收,努力实现“政治独立和经济自由全恢复”。(当然后来针对共产党国家的冷战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想在经济上封锁中国,限制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空间)。因此,陈翰笙的文章中有对帝国主义的批判。陈翰笙本人与共产国际的关联一直比较紧密,他的这篇文章最初是以英文发表由太平洋国际学会发表的,在国际上争取了言论空间。

梁漱溟曾悲叹,“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而在共产党的土地斗争中,土改以及山林房屋的重新分配让广大的群众参与热情比较高,贫民大都参与到革命中。革命不能挑选参与的群众,其中政策与群众的相互适应很重要。以正确的理论指导灵活分析现实问题,才有可能真正撬动民间力量。

从乡建派到毛泽东、陈翰笙的阶级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的人对社会性质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差异,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也看法迥异。乡建派试图从制度、文化方面去寻找中国未来的出路;而毛泽东、陈翰笙等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来审视中国的问题。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社会急剧动荡,政治格局不断变化,思想界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三次论战,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提出奠定了重要基础。关于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缘于国民大革命的失败,国共合作破裂。为了寻求正确的革命道路,确定社会性质是必须的,因为社会性质决定了革命的性质及革命的任务。三次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分别是:1927~1928年,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1932~1933年,中国社会史的论战;1934~1935年,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郭若平,2003)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也使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更为明晰。

关于农村性质的论战中,参与者主要是以陈翰笙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和王宜昌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经济派”。“经济派”乐观地认为资本下乡为农村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利于农村发展;“农村派”则指出,“中国农村,一向都是帝国主义的输血管。帝国主义通过中国的买办、地主、商业等高利贷,以不等价的交换,来采购原料,推销商品,早已造成了摧毁农村的根本条件。”(何干之,1939:124-125)费孝通(2006:76-80)曾论述过中国通商口岸的开放对农村生产的打击和城乡关系的破坏,他指出,虽然封建体制下存在城市对乡村的剥削,但当时的城乡关系仍是相对平衡的。住在城市的地主通过收取地租和其他的剥削,从农村获取资源;但另一方面,在工商业并不发达的情况下,他们又通过购买农村的手工艺品将这些从农村剥削而来的资源部分返还给农村。如此,尽管存在剥削,但并不至于导致整个体系的彻底崩溃。最终导致问题的,是19世纪以后因为通商口岸的开放,大量外国商品涌入中国市场,于是,农村的家庭手工艺品不再有市场,购买洋货更便宜也更“摩登”。于是,一方面,地主加深对租佃农民的剥削,以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去消费“摩登”;另一方面,原本可以在农业之外补贴家用的农村家庭手工产品日渐被排挤出市场,这就使得阶级矛盾日益激烈、城乡关系进一步恶化。

两派对当时中国农村问题的判断相差甚远:“农村派”认为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和凝结在土地上的生产关系问题;“经济派”则认为中国农村的中心问题不是土地问题,而是资本问题,中国农村社会巳不是封建性的社会,而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生产力中的技术层面。对“经济派”的批判也正是从这里入手的,片面关注技术,会忽略了生产力中的劳动者,以及生产关系。
 
社会性质论战的讨论焦点
 
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意义最深远之处,在于它推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中国社会性质的关键概念的确立。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半殖民半封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究竟如何影响中国社会?如何判断社会性质?这些问题都是在回顾当时的社会性质论战中我们一起反思的。关于当时社会性质论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为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何干之,1939),陈翰笙(1939)的《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对当时中国烟草业的分析也提到高利贷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存在是否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回答这个问题先从高利贷谈起。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中,包括中国传统社会,就存在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但并没有使这些社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社会的财富的生产也不是通过资本来组织的,资本也并没有发展到统领经济的程度,且有些前资本主义社会对高利贷是排斥的,统治者和社会道德对高利贷也有一定的管制。只有到了产业资本出现,并导致了一个与其相对应的资产阶级产生,且这个阶级后来逐渐成为统治阶级,才形成资本主义社会。在当时的中国,尽管有商业贸易,也出现商品订单,但商品生产并没有主导整个社会经济,在订单的背后大致延续的是中国农村原有的生产关系。所以尽管在当时有高利贷资本,也有商业贸易等形式,但中国农村整体的生产关系并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尽管高利贷资本的存在并不代表中国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对资本的关注却是必要的。何干之(1939:125-126)指出:“自世界经济恐慌爆发以后,加上各国对华倾销农产的加紧与水灾旱荒的交织,农业生产更为退化,资金外流也更为严重,结果资金于是由农村流入于市镇,再由市镇流入于城市,最后以至集中于城市的城市——上海。集中在城市的现金,因为城市工商业的凋残,除了拿出一部分做投机事业,购置地产以外,其余的游资,在城市也找不到出路。于是银行投资的转向问题,那时乃突然沸腾起来。复兴农村!救济农村!一时成了最时髦的口号。”资本从农村流入城市,到城市以后却找不到出路,复以高利贷资本的形式回到农村。这是当时高利贷资本的逻辑,而资本的这种流出和流入形式,与今天中国的资本下乡不无相似之处,这是值得反思的。当然,当时的“资本下乡”与今天的状况也有非常显著的不同:自上世纪末起的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过剩”(温铁军,2011)。

第二,为什么当时的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如何理解“半殖民”和“半封建”?

之所以将当时的中国定性为“半殖民”,是因为中国在形式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主权国家,但是又为多国的势力所瓜分,成为它们的势力范围。中国并没有像印度一样沦为完全的殖民地;也没有像非洲一样被彻底瓜分为不同区块,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宗主国。

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是完全的殖民地,英国是印度的宗主国,这就意味着他国无权插足英国对印度的掌控;另一方面,印度的各种政策如税权、行政权等也都要受到英国的制约,服务于宗主国的利益,印度的官方语言被强制为英语,其教育制度也被完全殖民化,此外,英国还有政策遏制印度的民族工业和英国工业竞争。相比之下,中国保有部分的主权,比如语言、教育制度、官员的任免等。

中国的国情以及当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博弈使中国不可能被某一个国家单独控制或彻底被瓜分成多个殖民地。非洲直至今天,其行政区划仍保留了殖民时期留下的痕迹——整齐的行政边界。幅员广袤如中国,并没有惨遭非洲或印度厄运,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中国相对晚近才被迫纳入欧洲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彼时新兴的国家,如美国,为了扩张,也要来分一杯羹。被“瓜分”而非“独占”实际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因此,各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在中国建立各自的势力范围。没有被彻底瓜分也与中国本身的国情有关。与非洲不一样的是,中国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统一的经济体;中国内部商贸交通以及与境外的经济往来早就已经存在;此外,中国长期以来已有全国统一的行政。中国有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意识,所以中国民众对于沦陷、对于割让的反抗也是席卷全国的。所以幅员广阔的中国也并不像非洲一样可以任意切割。因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只能相互牵制和妥协,找到各自的代理人,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

更进一步,中国的“半殖民”性质与中国的革命形势也是密切相关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不少军阀既有自身的利益,同时也代理国外势力在华的利益。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曾指出,这种军阀割据的状态正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基础,“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毛泽东,1928)有“割据”,就意味着“三不管”或“多不管”地区的存在,正是在这些地区,中国的红色政权得以建立。可见,中国革命策略也与中国社会的性质密切相关。

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则要从何为“封建”说起。关于延续上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是否是“封建社会”,学界曾有过许多争论。“封建”的一个界定是“封土建国”,国王将土地分封给各领主,领主主管封地,且封地的领主权可继承;领主臣属于国王,履行相应的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义务。在西方封建社会,领主的特权既受到统治制度的保证,也受宗教体制的支持。古代欧洲即是各个kingdoms,国家在人们的意识形态里并不显著。而中国则是Empires without kingdoms。按照这种理解,中国自周朝以后基本上就不是“封建”社会。事实上,从欧洲的封建社会形态可以看到,“封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生产资料占有的“特权”,即以土地占有和继承为基础的特权,以及与此经济特权相辅相成的政治特权(继承性的身份等级制度)。欧洲贵族的特权正是建立在封地基础上的,“欧洲中世纪无论是采邑制时期还是领主制时期,贵族、领主的身份和占有土地资产是世袭的,依附土地的农奴身份也是固定的。领主、教会、平民、农奴,甚至骑士等,都有明确的、不可逾越的政治权利。……中国自秦以来,地主,甚至包括大地主与一般农民都没有固定界限,他们之间没有明显的政治、司法权力的差异,都是朝廷的‘编户齐民’。而且‘富不过三代’,地主、富农、贫农之间的身份会经常转换,流动性和变动性非常强,很难找到类似西方中世纪那样世袭的阶级。”(邋遢道人,2009)可以看到,虽然中国地主特权也是建立在以土地为中心的剥削关系上,但它与西方封建社会的领主的特权有显著不同。

中国地主的特权以他们对土地的私人占有为基础,他们以收取地租度日而不参加劳动。他们“厌恶及贱视和具体事物的直接接触和运用,……这种人所关心的是社会身份,在人家眼睛里的贬褒,俗称面子。”(费孝通,1948:378)费老试图为地主阶级寻求出路,“……为地主阶层打算得及早放弃土地另谋经济基础,在本文里我想指出的是,该放弃的不只是有形的特权,而且必须把从这特权里所养成的那一套生活方式,包括志趣和态度,一起连根抛弃。”从费老的表述中可以看到,地主的特权不仅在于经济上,还在于文化、身份和生活方式上,即地主的特权深深地嵌入在阶级关系基础上的文化和社会体制中(如宗法、家法)。中国的皇权默认甚至依赖于地主阶级的存在,以维持其政治、经济的稳定。中国传统社会具有身份等级制度,有被排除在编户其民之外的社会贱民身份的存在,包括奴婢、娼妓、乞丐等。他们的地位低于普通百姓,奴婢的名字可由主人随意更改,奴婢的后代不能参加科举。中国的传统律法有主奴之别、良贱之别(参见褚赣生《奴婢史》)。

马克思的谨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用欧洲的“封建”来套用中国这样的社会,而是表述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在学理上我们可以去区分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封建社会的显著差别。但是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革命根据中国国情也有自己关于“封建”的界定(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封建”、“封建主义”刚开始是来自日本的舶来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反封建的目标。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之所以被认为是“半封建”社会,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在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在政治上,辛亥革命颠覆了皇权,废除了帝制,代之以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国民政府,同时也颁布了宪法;这些象征性事物已经出现,新的政治架构已经在搭建中。但是旧的生产关系还在延续,建立在土地制度上的剥削关系以及地主阶级作为乡村社会的统治力量还存在。国家的内部文化并没有多少更新,多数人的意识还停留在以前(这在鲁迅的小说如《故乡》、《祥林嫂》有很多体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半封建”的。其次,从生产方式上看,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在中国出现。但正如陈翰笙(1939)在《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一文中所展现的,在烟叶生产中,帝国主义对农民的剥削依然是依靠买办、士绅、地主等中介进行的,烟叶生产上游的剥削方式依然是旧式的,农村依然广泛存在着附着与土地上的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旧的经济基础受到了腐蚀和打击,但是没有受到真正的颠覆,因此,将当时的中国社会界定为“半封建性”也是有道理的。

在分别理清了“半殖民”和“半封建”的所指之后,还有必要弄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实际上并不表示它们分别各占一半。在这个概念里,“半”和英文中“partial”含义更接近,即表示“部分”。更重要的是,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正因为“半封建性”的存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也必须要借助封建力量,如地主、士绅等,才能得以实现。何干之总结认为:中国的“半殖民地性”体现在帝国主义的势力居着左右全域的作用,中国的政治机构,只有半独立的性质 ;中国的“半封建性”在于封建制度已瓦解,封建势力却还存在,“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期,但这个过渡期,因为有民族的与国内旧制的压迫,却非常艰苦,应死的不急死去,应长的却很难生长。”二、三十年代的三次论战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共识建设贡献极大,这个共识的建立过程帮助了共产党从理论上论证中国革命的任务,并争取到更多的知识分子参与到革命的任务中。

第三,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农村性质的论战中,“经济派”和“农村派”争论的一个焦点是“技术”问题。前者认为“生产力就是技术”(何干之,1939:132),并以此出发来判断社会性质;农村派则重点批判了这种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历史证明,“经济派”以技术决定论来判断社会性质是有问题的。经济派的论点问题究竟在哪里?

认为技术就是生产力的观点,在今天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所提出的口号正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同样的观点在上世纪的论战中就已经出现了。技术在任何社会都很重要,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过于强调技术的最大问题在于:我们看到经济派由于单纯重视技术,忽视生产关系,因此对社会性质的判断出现错误。改革开放是生产关系的改革。工人从劳动者变成劳动力,沦为资本的一个要素,是生产关系变化的体现。但是主流话语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恰恰掩盖了生产关系上的巨变。这场论战留给我们的启发,值得深思并引以为戒。
 
四、小结
 
从二、三十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这段时期,既是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也是各种思想和实践不断涌现的时期。从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理论和实践,到毛泽东、费孝通、陈翰笙等人的农村调查,以及关于社会性质论战中的两派激烈争论,种种理论和实践都为今天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梁漱溟乡建理论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当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已经形成,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来临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发展农业比较优势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无法完成的。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理论也因为其方法论的问题而对中国社会基本判断失误,而他的实践无法应对当时中国的根本问题。费孝通试图为地主阶级寻求出路,并提出乡村建设的主张,但却没有看到底层农民的阶级翻身问题,且也没有走出梁漱溟所面临的困境。有意思的是,当中国最终走出了半殖民、半封建的泥沼,建立了新中国以后,梁、晏、费的具体实践在中国农村发展中都得以部分地实践。

毛泽东和陈翰笙将阶级分析的视角引入了当时的农村分析中。《寻乌调查》至今仍有着重要影响,成为农村社会分化的经典调查;同时,《寻乌调查》中所展现的性别视角,也让我们看到在社会运动中妇女的不断觉醒。陈翰笙对当时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的士绅、买办联合对农民的剥削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对我们理解当时的社会性质和农民状况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中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也并非完全照搬结论,而是在经验摸索的基础上进行批判性地吸收。“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即是一项创举。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明确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也让我们进一步思考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封建主义”等问题。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存在并不能表明这样的社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只有当资本成为统领经济的主要力量,财富的生产主要通过资本来组织,这样的社会才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在当时的状况下,中国的国情以及当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博弈使中国不可能被某一个国家单独控制或彻底被瓜分成多个殖民地,决定了其“半殖民”的性质;而辛亥革命虽然颠覆了封建的皇权,却没有使社会文化也相应地改变,人们的许多意识仍停留在从前,尽管帝国主义的入侵对当时的经济基础造成了一定冲击,但并没有彻底颠覆它,所以中国社会是“半封建”的。在对农村社会性质的争论中,关于“技术决定论”的讨论也让我们重新思考片面强调技术,而忽视生产关系所带来的问题。

今天的社会形势较之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已经时过境迁。但我们却发现,在那个年代思考的问题,当下的中国依然在探寻。中国农村的出路何在?应如何改造今天的农村?中国将走向何方?这些问题的答案仍无人确切知晓,也值得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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