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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实践与农村改革的再认识|百年中国系列三

2014-3-17 15:28

原作者: 中国农村读书小组 来自: 人民食物主权
本文为2013年秋季“中国农村读书小组”第七、八次读书会讨论记录的整理稿。


1958年,人民公社正式在全国推行,此后至八十年代初期的二十多年,公社制度一直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土地集体所有、集体劳动和按照工分制分配为主要特征的公社制度,在改革开放以后,被主流话语冠之以“大锅饭”、“养懒汉”、“效率低下”之名加以诟病,并被家庭联产承包制所取代。改革开放是对人民公社的否定。公社制度的形成和稳定期间内,中国的确面临了一些问题,如三年自然灾害、农民低收入、公分挂帅、损公肥私等,但是这些消极现象本身和公社制度是否有必然联系?公社制度是否真正低效率?本次讨论试图回应一些改革开放后主流(包括学界、媒体、大众)对人民公社的批判。

回应这些批判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虽然有大跨步的发展,但是也出现了许多问题。特别在农村,出现了生产要素外流、空巢化、农业后继无人、小农与市场对接难题等困境。反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我们看到分散的土地不利于大规模、机械化的农业生产,影响土地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中国农民的分化也逐渐显现,造成分配上的不公平和农村社区共同体的瓦解。土地使用权归个人的小农经济其实并不稳定,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者遭遇疾病等冲击,小农难以抵抗,遭受这些冲击的小农其情况很可能变得更糟。同时,国家逐渐放松对土地流转的控制
,加上地产扩张、资本下乡,土地集中成为最近的一个趋势,资本对农村的侵蚀加重了对农民分配不公的问题。这一背景下,“合作化”再次被提上议程,试图联合农民的力量共同抵御上述问题。但是合作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如何合作?只是在生产原料采购、产品销售以及生产过程中的服务上?还是进行更彻底的变革(重塑生产资料所有制)?谁来领导合作,如何避免大户垄断?尽管有不同的时代背景,但我们如何认识当时的合作?对人民公社的再思考或许能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思路。

1.人民公社的出现 

时光倒回到土地改革后,农民们开始出现贫富分化,同时一些地方由于缺少生产资料,人们开始自发的组成互助小组,进行换工,于是出现了初期的合作化,并且被中央推广。上一篇记录中我们讲到土改后互助组以及合作社出现。由于合作社中仍然保留了土地分红的机制,山西西沟村的地少劳多的家庭批评是“死土地剥削活劳力”。于是合作社进一步向高级社发展,生产资料进一步集体化,取消了按土地分红的原则,建立按劳分配。这是高级社和初级社最本质的差别。

从高级社向人民公社的过渡最主要的动力来自兴修水利 (中国工人研究网)。1957 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里指出,“由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求在大面积土地上统一规划,灌溉渠系长达几公里、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需要大规模的调动劳动力,同时建成后的使用也需要照顾到各个投入单位的利益。规划、资源投入和后期使用上的协调远远超出生产合作社的关系,而是扩展到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甚至县与县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水利建设)不可能也不允许根据商品经济的原则,按照各农业社投入的大小,与受益挂钩进行结算,只能从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和调整行政区划方面打主意”(薄一波,1997:753)。

结合大跃进的背景,中央的另外一个考虑是更大范围的生产组织规模可以有利于农村工业和大规模农业机械的使用。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加上基层(河南遂平县查岈山公社)已经有自发的公社实践,1958 年8 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人民公社开始正式在全国推行,原74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合并成为26500个人民公社。此后二十年,人民公社成为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
无论是高级社还是人民公社,土地和生产工具都是集体所有。二者之间的不同在于规模、社会功能和公有制程度上。高级社平均规模为200户左右,由几个初级社合并而成。人民公社平均规模为四五千户,由几个高级社合并而成。另外人民公社不仅是经济生产组织,也是基层政权组织。人民公社成立的初期,在公有制程度上也远远超过高级社,废除了一切私有财产,如把农民的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果树全部收归公社所有,基本核算单位是“社”,虽然下边有生产小队和生产大队,但它们没有生产分配上的自主权。

2.人民公社的调整——从“一大二公”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公社所有制是集体所有,但这样的“集体”以什么为单位,生产队,还是大队?集体的产出,收入,再投资在什么范围之内分配,哪些人参与核算?多大程度上集体化,多大程度上实现生产关系的跃进?这些在大跃进时期没有弄清楚。大跃进时期,生产关系的跃进体现在很多干部盲目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党中央一些干部也未能认清形势,从政策上推进生产关系的大跃进。《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一些地方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以及国家无偿调拨人民公社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现象。“一大二公”、“一平二调”成为专用语以形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指公社的两个特点:一是大,指公社规模大;二是公,指公有化程度高。“一平二调”指人民公社内部所实行的平均主义的供给制、食堂制(一平),对生产队的劳力、财物无偿调拔(二调)。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一大二公”、穷队与富队之间的“一平二调”,使得富队劳动积极性下降。公社作为核算单位过大,加上当时文盲率也比较高,人们在如此大的单位进行互相监督难度比较大,因此造成了一系列实际操作中的困难。

毛泽东是党内较早认识到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之一。他从1958年就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并通过郑州会议、武昌会议逐渐统一了全党对公社化进程中公有化程度出现问题的认识。这一认识体现在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中。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十六条”)具体规定了对人民公社调整的办法,其中最重要的改变是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其他调整还包括取消供给制、根据农民意愿决定是否保留公共食堂,对一平二调进行退赔等等。)这标志着党中央对人民公社制度正式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人民公社制度可以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来概括。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三级,每一级的规模和范围是不同的,生产队是基本单位,每个生产队有十几到三十户人家,每一户除了保有生产工具和自留地之外,其他的农具由生产队所有,生产的调配、核算、成果分配主要以生产队为单位。大队的规模是几个或十几个生产队组成,大队拥有比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灌溉工具,甚至有了自己的医疗站和学校。人民公社就是现在的乡的规模,有几个到十几个生产大队。公社也是基层的政权组织,从工农商学兵,公社都要负责管理。以二三十户的生产队为单位进行生产与分配,是符合现实并且可操作的。生产队内的劳动组织主要是在安排生产和劳动计量上。曹锦清解释了为什么生产队是能够取代家庭生产职能的集体组织:民主管理;沿袭传统道德习惯;核算单位更小,劳动的投入分配关系清晰透明;强大的行政力量的控制和当时在意识形态上的灌输(曹锦清,张乐天,1995)。
 
此外,公社时期,人们并不是完全被捆绑在集体土地上的。许多农民从事家庭副业,这是他们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家庭副业主要包括家庭手工业和家庭饲养业、自留地和外出务工三个方面。由农民自行支配的家庭副业,是对集体的补充与对集体劳动中剩余物的充分挖掘。

公社规模的调整涉及到一个问题,对于人民公社时期以及现今提倡的“合作化”都有探讨价值:即合作社(或者更大范围来说,集体化)的边界如何确定?这取决于人们的认同感以及合作的内容。一方面,合作的边界可能会小到生产队,但就认同感而言,即便是在同一个生产队内,若有不同的派性也可能出认同问题,如果无法突破宗族限制,小队内也无法合作;但在现代通讯、交通发达的状况下,随着人们交往的范围扩大,认同感可以突破小队,合作的边界可以随之扩大。在有些国家合作社是全国性的,比如挪威的奶制品合作社(当然挪威是人口较少的国家),因为有技术条件做支撑,各家的生产进程很快可以通过互联网上报。挪威的合作社生产指标也是在全国范围内分配的,日常事务的讨论是地方性的,而具体的生产由农户自行把握,其它方面的合作如农资等则是全国连锁。另一方面,合作边界也会随合作内容而变化。即便在人民公社时期,合作的范围也随着生产活动本身的需求可上可下。在公共设施建设,如修建水利方面,合作的范围就可能需要扩大到公社甚至县;若单以农耕生产来说,“队为基础”的合作就是比较合适的。

3.再探主流对人民公社的批评

我们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的批评,对人民公社进行再探讨,看看这些批评的理由及其逻辑是否足以否定人民公社制度。

1)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争论已经变为高度政治化,高度敏感问题。关于灾难的评价已经远远超出了单个事件本身,牵扯上了对社会主义的肯定或否定。对灾难的数字评估背后实际是宏大的政治问题,想要否定社会主义的人往往放大数字。近年来,主流关于大跃进的灾难叙述数字越说越大。
公社和公共食堂是否是导致大饥荒的原因?Bramall(2008)指出:从数据上来看,省级的死亡率和各省公共食堂的开展程度有关联。这种关联不是因果关系。以四川为例,数据表明四川的饥荒死亡开始于1958年,但是公共食堂直到1958年秋才成立。绝大多数农民必须加入集体生产始于1955-1956年间,但是产量的骤减发生在1959年。

他提到,更合理的解释是因为农村大炼钢铁使得大量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导致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缺乏和农业产出的骤减。数据显示,尽管单位产量是高的,1958年播种面积比往年减少了,而1959年再次减少,这直接导致了总收成的减少。其他原因诸如:干部们谎报产量造成中央收购计划的错误、气候影响以及中国外交环境都是造成饥荒的共同原因。

大跃进作为一个时期发生的官僚主义,浮夸,冒进都影响到了自然灾害,但大跃进也有有益的尝试,比如农村工业化,权力下放等内容。麦斯纳提到“当时毛泽东本人十分清楚地看到了动机与结果之间的巨大差别,和他所提出的政策与实施之间的巨大差别”(1999:220)。这个差别很大程度上也是来源于当时的基层官员已经官僚主义,只对自己的官位负责,不对老百姓负责,于是盲目跟风下指标、虚报以及隐瞒灾情。这恰恰说明对上层建筑改革的需要。浮夸、冒进并不是一定伴随着人民公社的,所以不能因为当时的浮夸冒进出现在人民公社初期就认为人民公社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更为具体的介绍可以参见Bramall的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第5章及第7章。

2)人民公社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中“对农民的剥夺”

有观点说,人民公社的建立主要是减少国家与基层小农的交易成本,是实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工具,是国家向农民占有剩余,进行积累以发展工业的手段。农民在公社中处于被国家榨取的地位。

回顾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工业发展的初期主要靠从殖民地或者本土农村进行掠夺式原始积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再向外扩张,只能依靠内部的农业对工业进行前期支持,但是如何让这种支持不变为剥夺性的?答案是,只有发展城乡联盟的共同体,农业前期哺育工业,在工业发展之后再反哺农业。如果没有城乡联盟共同体完整性和延续性,农业对工业的贡献就会变成剥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没有反哺农村,城乡共同体已经破裂。但是在公社化时期,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工业在占有农业剩余的同时,国家对于农业投资是持续增长的(Bramall, 2008)。而1978年到1997年之间,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基本没变,而且在灌溉设施投入上明显减少(Bramall, 2008)。所以说农民被剥夺,不是因为公社及其构建城乡共同体的目标,而是恰恰因为共同体的延续性遭到斩断,改革开放后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没有完成之前对农村的反哺承诺,而造成农村生产要素的更大外流(资金、人才等)。

另外,公社的出现也有利于人力替代资本,因为公社可以把农民们有效地组织起来修水利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在当时中国资金稀缺,这种无偿劳动是社会主义积累的重要条件。人民公社时期全国完成了八万多水库的建设。义务劳动是否意味着被剥夺?劳动者在当时也许并不这么看,因为他们在共同体里可以看到共同的长远利益。很多奉献和创造都是由共同体基础激发而来,实现生产力发展以及社会共同发展的理想是一个重要的激励。有人调查广东省小陂村时了解到,在人民公社时期,那里想兴修水利,但是上级认为可行性有问题,没有批准。他们就自己组织人手冬天去修,自带干粮。上级派人来悄悄视察,在工程差不多完成三分之二时,终于认可了他们的做法,开始给他们提供粮食。

3)农民低收入

有人将当时农民的“低收入”问题归结为“工农业剪刀差”,有人甚至认为正是人民公社制度差导致了农民的低收入。但值得考虑的是,如果不是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工农业剪刀差是否会存在?可以看到,在全球一体化进程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工农业之间,同样存在剪刀差,它只是掩盖诸如自由贸易的不同的外表下。其实在全球化时代,不仅存在严重的工农业剪刀差,还存在工业链条里的严重剪刀差。在美国市场售价为500美元的苹果手机,在中国的组装费用仅为6.5美元(Xing and Detert,2010)。不仅高科技产品如此,低科技产品如服装、教学用地球仪等同样如此,与全球产业链接轨的中国工厂大多处于价值链的底端。还有人将农民的“低收入”归结为人民公社制度“养懒汉”,即微观层次的个人积极性问题,但人的积极性问题在这里恰是一个宏观问题。Bramall(2008)分析指出,农民积极性低并不是因为公社制度本身,而是与以下宏观因素相关:
第一,冷战决定了中国以重工业为重。当时一个极其重要的国际环境就是“冷战”格局。当时的美国对中国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这种形势直接决定了中国必须以重工业为重的国情,农村和农业生产也必须配合这项战略。因此冷战是当时工农业比重和关系的重要背景和决定性因素之一。所以,不可否认工农业剪刀差以及农民的低收入与人民公社相关,但二者之间并不构成因果关系,将农民的低收入归咎于“人民公社”这一体制本身是没有道理的。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低收入,与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发展阶段相关。

第二,当时中国实行的是“以粮为纲”,在当时的工农产品定价机制下,单种粮食作物很难使农民富起来,高产杂交水稻种子在公社时代的后期才发育出来。也由于当时工业发展慢,因此未能提供足够的化肥,也大大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加上农村的工业化不足,其他副业发展也受到一些限制。
第三,人地资源的关系问题。不容忽略的是,人民公社时期中国人口数量几乎翻了一倍,而耕地并没有多少增加。我国人口增长在明清时期已成趋势;而由于战争结束和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医疗水平的改善,人口死亡率也大大降低,进一步促进了人口增长。在化肥农业非常短缺的情况下,依靠水利和其它生产条件的改善,依靠人力的投入,使全国粮食生产成倍增长,这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巨大的成就。然而在庞大的人口作为分母加以平均的情况下,普通人感受不到增长。

第四,长期投入与短期收益的问题。人民公社组织当时的人们进行了大量的水利设施建设、农田改造等项目,这些投入并不是在短期就能看到明显的收益,而往往需要在20年、30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其重要作用。一般来看农民收入是一个短期收益的问题,它显然与投入的长期性之间存在矛盾。如此,以农民低收入来问罪人民公社是不公平的。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人民公社的诸多成就都不能简化为经济收入指标,不以货币衡量,如社会公平、低成本福利覆盖、归属感等,而这些又恰是人民公社的贡献。但主流话语中,单从货币收入来衡量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生活和收入状况,以此诟病人民公社,而有意无意忽略其他方面,这种看法本身就值得警惕。

1980年代初,农民收入的增加往往被用来为改革辩护,但这个时期农民收入的增加是否是因为“去集体化”?Bramall认为在1980至1984年,虽然农产量增加比较大,但在1980年,只有百份之五的生产队放弃集体农业,故很难说包产到户是导致农产量增加的唯一因素。Bramall列出了一系列其他原因,如化肥的大量使用;良好的气候;新种子的使用;1960年代建立的大型灌溉系统投入运作,使可灌溉的农地数量增加;宏观经济政策的改变,有利于农业的经济政策实行等。其中,国家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或农业产品的价格相对工业产品的价格上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它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因此能鼓励整体的农业生产。Bramall指出“去集体化”不是推动80年代初农产量增长的主要原因;相反集体式农业成功建立大型的水利灌溉系统,推动农业科研,创造新谷物的品种及化肥等农业的投入(agricultural input),这些因素才是导致80年代初农产量增长的主因。

4)磨洋工 

曹锦清描述了集体劳动中的“窝工”现象。所谓“窝工”,是指有效用工之外的用工,也就是无效工。实际上,“磨洋工”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地少人多的自然条件限制,能分给个人的工作量有限。因此“磨洋工”现象的出现,并不是由于集体化体制本身,而是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比例的问题。在家庭化条件下,这个生产要素比例问题不表现为窝工,而是出去打工。

为什么会出现人浮于事?为什么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出去(为什么当时的确有些年轻人会感觉不自由)?这是冷战条件下国家发展以重工业为主的造成一个困境。大家知道,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而轻工业、加工业、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当时的重工业为主的导向使得我们国家轻工业发展不足,因此无法将农村增长的劳动力转移出去,因此当时国家的政策限制流动,或者说将农民“束缚”于农村。造成的结果是农村公社出现窝工。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对中国趋向有条件的和解,轻工业和服务业逐步兴起,到80年代以后加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的兴起客观上要求劳动力的流动。这是改革开放时代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客观背景和前提条件。

主流关于磨洋工的解释着重于微观层面,强调人们的反抗意图。他们轻视劳动力无法转移出去的客观情况,只强调磨洋工是人们对集体劳动体制的日常反抗,这个解释假定了社员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劳动分配体制的简单的天然对立关系,为农村改革解散集体提供了合理性。主流还认为农村改革的家庭承包制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劳动积极性。那么集体时代农村生产的效率到底如何,怎么计算效率,这个问题在Bramall书中第7章有详细的分析,他尤其仔细地比较分析了家庭承包和集体时代劳动效率,总结说“It is therefore far from unreasonable to conclude that the rate of agricultural growth under collective farming was not so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achieved after 1982。”(译文:不过分地说,集体时代农业增长率和1982年以后的相比,并没有大的不同)。(2006:229)详细的效率计算可参考本期Brrmall第7章的译文,在此不多表。除了与家庭经营的农业相比较,Bramall也把中国在集体时代的农业进行国际比较,“When placed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hina’s ability to increase rice yields was impressive in both Maoist and post-Mao eras… Chinese yields gradually converged on those of Japan and the US (which became the world leader by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Even though India started from a lower base…, China’s rate of yield growth was faster during the period 1965–81. Thereafter, Chinese growth slowed down” (230)(译文:放置于国际视野下,中国在毛时代和后毛时代,稻米增产都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中国的产量逐步地接近日本和美国(在世纪末世界领先)。尽管印度起点[比中国]更低……,但中国在1965-1981年间的增长率则更高,此后中国的增长率放缓了。)因此可以说,尽管磨洋工是客观存在,但是中国农业稻米和小麦的亩产量在集体时代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在60-70年代与世界水平的距离大大缩短(Bramall, 2006:231)。

磨洋工表示存在劳动力过剩。人口增长在明清时期已成趋势,人地关系紧张是一个长期的事实,黄宗智认为出现“内卷化”现象,而且劳均效率低是中国农业长期存在的问题。建国后,由于战争结束和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医疗水平的改善,人口死亡率大大降低,在建国三十年内人口翻番。贺雪峰将其放到五百年的时间段内来看(而非1949~1979年),认为“磨洋工是人地结构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最近五百年中国社会的常态。大集体时代农业和农民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积累,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长,为当前农业生产留下了规模宏大、数量众多的水利设施,这是最近五百年中国农村的非常态,正是这个非常态使得大集体时代的农业成就可以让所有存有常识的人感到骄傲。”(2003:128)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农业生产本身的特征,农村的劳动力剩余是季节性的:农忙的时候可能劳动力不够,农闲的时候劳动力又出现剩余。而集体生产是可以充分利用季节性剩余劳动力的,如组织大家农闲时修建水利、进行公共设施建设等,从而提高劳动力的使用效率;另外,当下的农业生产基本是一两季,而集体经济时期因为农田水利改善,很多地方可以增加一季,复种指数提高,需要的劳动力也多,同时会有更高的产出。所以集体化生产本身有助于吸收剩余劳动力。微观层面上的“磨洋工”有一系列因素,需要分析和推敲,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集体生产。正如Bramall 提到的,“Labor was china’s major asset”(劳动力是中国最主要的财富) (Bramall, 2008: 213)。与其它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人民公社在当时的条件下非常有效地组织了剩余劳动。美国学者马克塞尔登进行中印比较时,评价说“In 1977 China grew 30 to 40% more food per capita [than Indian] on 14% less arable land and distributed it far more equitably to a population which is 50% larger”(1977年中国比印度少14%的可耕地,可是人均粮食产量却比印度高出30-40%, 而且以大为公平的方式分配给大于印度50%的人口) (Selden, 1979: 134n. 见Meisner 1996:193)。

5)工分挂帅和自留地

人们对自留地的热情有时会牺牲集体土地的生产效率来满足自留地需要。因此主流讨论中,将人们对自留地的热情和积极性来批判人民公社的不合理性。张乐天(1998)将其归因于“家本位”与集体精神之间的矛盾。但是,自留地和集体生产并非天然对立,而是在集体经济收入比较低的情况下,自留地的重要性才容易凸显出来。换言之,公和私, 大我和小我不是天然对立的关系,而是有条件的矛盾关系。这样一来,问题就变成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集体经济出现问题,导致人们去损公肥私?蔡翔研究和梳理了有关集体劳动的辩论和思想冲突在文学六十年中的地位。他指出了社员在集体劳动中矛盾的主体性,“在当时,个人‘深埋’了既往的生活形态,但却带着各式各样的‘记忆’进入‘集体劳动’这一新的生产方式,并不自觉地形成个人的处事方式,从而和‘集体’产生某种隔阂、冲突、甚至对抗”(2010:257)。中国的集体经济“仍然保留了一部分的私有经济成分(比如“自留地”),而且一旦集体无力兑现个人生活的幸福承诺,这些私有经济成分反而成为个人日常生活的主要支持者,并且多会以‘记忆’的形态被表述出来…因此,所谓‘集体劳动’,一方面在生产集体意识,另一方面,也在同时生产个人主义。”(258)

公社时期,实行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工分分配制度。工分是衡量社员劳动量和所得分配的标准 。但在操作中,工分这种分配的手段却成了社员普遍追求的目的,以致于现在经常有人诟病公社时期社员只重视劳动数量,抬高工分,忽视劳动质量。但其实工分制度也是有多种实现方式的。比如在大寨,就探索出了集体评议的方式,每天劳动结束后由大家坐在一起挨个对社员们的工分评议,其实是互相监督的一种形式。就集体化的外部约束和实施方式来说,尽管Bramall(2008)也将集体农业的衰落原因之一归结为集体农业制度未能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因为工分制只鼓励农民用时间获取工分,而不鼓励他们投入太多劳动力。但他不认同工分制导致集体式农业的失败,原因是生产队可以采用几种方法增加农民工作的积极性,包括增加政治及意识形态的灌输;利用“自报公议”等方式,评判农民的工作态度及表现以厘定其收入。

社员追求工分到底体现了工分制度的管理的问题,还是体现了集体劳动本身的问题?蔡翔认为“‘工分’使得分配形式抽象化,但是这一抽象化并不以货币的形态表现出来,而是只是一种有待年终实物(粮食)兑现的数字化管理结算模式。我以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数字化的管理方式的介入,才真正导致了农民和土地的情感疏离,并使得‘深埋’的记忆有可能复活并被反复生产”(262)。与社员追求工分类似的,是学生对分数的追求(分数也从手段变成目的),大学老师对发文章篇数的追求。所以,对“工分制”的反思的确不应该简单化地归因于集体劳动本身,而是应该在现代性的范围内反思社会管理(生产管理、教育管理、等)的问题。

6)人民公社与农民传统

张乐天(1998:415)指出,人民公社是在传统自然村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村落支撑着公社,因为公社在很多方面与传统村落相同构;村落瓦解着公社,因为农民的原则、村落的原则与公社的原则在一些基本点上相互冲突。从人民公社降生的第一天起,公社与农民之间、公社与村落之间就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如何理解村落传统与人民公社机制之间的张力?

中国的农民传统非常复杂。有认天认命的因素,也有反抗的因素。葛兰西(2000)指出,人民的日常意识形态是碎片化的、自相矛盾的,甚至某些情况下是无意识的。农民传统与士绅传统不同,士绅传统是精英化的、组织化的,而农民的传统里却是有矛盾的。所以赵树理讲农村同时有几种理性存在。农民相信天道酬勤,同时又认命。中国革命在和传统结合的时候恰恰是压抑了传统中的一些东西,张扬了传统中的另外一些东西。当然革命和传统结合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忽视传统中不合理部分的存在。比如Bramall讲到工分制,这本来是个平等的制度,但是在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工分也是男女有别的,这就是传统对公社制度的一个改造。这种性别差异的传统非常顽强的在农村存在。但在另外一些地方,比如山西西沟村,从50年代合作化开始,其合作社的领导者之一申纪兰就要求男女同工同酬。所以对传统的改造也取决于地方基层动员的能力,取决于地方基层有多少有觉悟的领导者。

人民公社是对传统有所改造,与旧有的传统是矛盾、扬弃的关系,因此不能认为人民公社一开始就压抑了这些传统。至于被压抑的东西反噬导致人民公社解体,这样理解就是用微观的东西,把人民公社的解体这一宏大事件合理化了。小岗村的案例就是所谓一个村庄改变中国的故事。但问题是,现实存在本身是有诸多差异的,70年代末的中国既有小岗村、也有华西村,在两者之间还有更多的中间状态,那么为什么小岗村被典型呢?这个抓典型的力量不是来自基层,而是来自高层。看不到国家这只手,是没有办法真正理解人民公社的解体。

4.人民公社的主要成绩以及改革前后的主要变化

就集体化本身来说,Bramall(2008)指出集体化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要条件(这也支持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路线之争中毛主席的观点);它比家庭农业更有利增加农产量,同时有效增加可灌溉的农地。Bramall认为虽然中国农业的机械化在集体化前很落后,但也没有证据证明家庭式农业或小农经济能提高生产力。此外,集体农业可以增加经济规模,释放劳动力投入工业发展,它亦有利动员群众兴建水利灌溉设施,及促进农业的科研(包括研究新种植的方法,种子的品种、化肥等)及推动农业工业化。归结起来,人民公社时期的主要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集体农业能避免贫富两极化的出现,亦减低村内的收入差距,尽管它不能减低村与村之间、队与队之间的贫富差距。

2)完成了基本农田改造以及相应基本生产设施建设,比如排水渠道、水库、运河、灌溉渠道、抽水站与管井等。这得益于公社时期土地集中和劳动力的集中,规划协调比较便利。同时农民们社会主义信仰也提高了他们无偿劳动的积极性,“他们深信他们当下辛苦和努力会给他们带来幸福的未来。”(金宝瑜,2006)

3)发展乡土工业。大块土地的整合促进了农业生产工具现代化,在诸如拖拉机、耕耘机、收割机、播种机等农业机械建设的不断创新;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机械化极大的提供了农业生产力。在农业集体化的二十年里,中国的粮食亩产量加倍,粮食生产持续的增加,从1958年的2亿吨增加到1980年的3.5亿吨,增加了73%,高出同一时期的人口56%的增加(金宝瑜,2006)。

4)提高了农村医疗教育卫生条件。高默波(2009)以高家村为例详细分析了这一点,特别是文革时期,为例缩小城乡差距、干群差距,农村教育进一步普及。教育经费由国家支付,一般在大队设立小学和初中,在公社设立高中。文革时期,大专学校复课后,国家专门给农村设置了特别保护名额。“工农兵大学生”的选拔制度使得许多农村中学毕业的学生第一次得到上大学的机会。医疗体制上,文革时,许多城市医疗卫生人员下乡对“赤脚医生”进行培训。赤脚医生一般参与生产队劳动,其医疗服务也计入工分,是不脱产的基层医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当地预防工作,对小病进行治疗,在识别病情的基础上将重病大病患者转移到医院。

值得一提的是,农村福利的改善与当时以生产单位为基础的工分制分配制度有关。虽然许多人诟病工分制名实不符,仍然给了个体劳动者偷懒的机会。但是公社时期的分配制度允许集体在扣除生产费用、向国家上交粮食之后留有结余。一般来说,集体会在最终的现金收入中提留10%作为公益金,实际就是集体的积累,用作社员的福利,使得集体有能力照顾老弱病残。

改革以后,分田到户,取消了集体所有制以及粮食统购统销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自由化贸易,工作重心转移到只注重生产力的发展,提倡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工作重心又回到了城市。与公社时期相比,改革后的不足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1)对农村投入减少,农村发展缓慢。改革开放后的产业结构调整,减少了对农业的投资比重,许多水利设施因常年失修而荒废。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不如城市。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谋求发展,导致农村发展严重不足,后继无人,中国农村成为“虚空的农村”;

2)土地细碎化。造成合作以及规模化生产的困难,加上过度开发造成的可耕地流失,土地质量下降,分成小块以后很难做规模化发展;

3)农村医疗福利保障制度严重不足,城乡差异日益严重。社会保障在农村覆盖率偏低。比如医疗方面,由于原来的农村医疗体系崩溃,“新农合”全面推广之前,农民只能选择去私人诊所或者城镇的医院就诊,医疗负担过重。“新农合”推广之后,因为制度本身的限制,解决农民医疗问题的程度也非常有限。

4)水资源不足与环境恶化也是城乡发展中的两个主要冲突。农业大量使用化学药物与肥料,让农村土地质量严重退化,工业化的低质发展而产生的污染,让农民的生存受到威胁,国内近几年不断涌现出的癌症村的报道等,就是例证。

5)农村贫富分化严重,共同体破裂。

5.集体化、改革开放与党内路线之争

来自资本主义体系的质疑,主要集中在集体化对生产效率无促进作用。关于集体化生产效率低下这一说,上面已经有了回应。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集体化的理论基础即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它处理的不仅是生产力的问题,也是生产关系问题。因此评判集体化不应仅以发展效益为标准,而要看它是否解决了“公平”问题。集体化也不只是农业问题,还是农村工业化的问题,只是用农业生产增长的表象来评判,是危险的。

Bramall(2008)认为在1963年以后,毛泽东开始把政策重心转向改变上层建筑。毛认为上层建筑的改变,可以推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改变。毛的思想不是教条式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而是对它做了新的发展,甚至提出了不同观点。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毛认为这个因果关系未必是绝对的,上层建筑的改变也可以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当上层建筑阻碍了生产力发展时,必须首先改变上层建筑,即通过改变政治、文化来影响经济现代化,而且政治、文化这些上层建筑的改变是最首要的任务。

Bramall认为,毛时代后期的发展策略既不缺乏目的也不缺乏野心。他是一个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思考者,他放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经济决定论,而尝试用一个大规模的运动来同时改变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并通过重新分配政治地位与财富,激发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热情。对当时的实践进行反思,有助于重新认识掩盖在今天“主流”话语下的一些事实,并重新思考农村变革向何处去。

而从集体化时代走向改革,是党内路线之争的延续。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中国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领导人之所以选择“走资”,是因为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而且这个政权是稳固的。刘少奇曾经说过,可以实行“养肥猪”政策,养肥了将来更容易剥削它(陶鲁笳,2009:5)。他们认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已经解决,所以主要应该解决经济问题。他不认为还需要关注上层建筑的问题:我们有政权,我们怕什么?直至今天,还有很多人教条地认为只要共产党掌权,我们就是社会主义,只要我们有政权,我们就可以把它再变回来。这种理解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而毛不这样认为,社会主义也是文化问题、生产关系问题。所以他认为上层建筑是需要改变的。两条路线另一个不同是发展顺序认识上的差别。刘少奇和邓小平似乎更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当先发展生产力,再调整生产关系;毛泽东则认为先后主次关系不是先验的,而且两者有辩证的关系。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两种制度,二者的重要区别恰恰体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上。

在改革派看来,当时的制度是实现“平均”的,但那只是“均贫”,“平均”压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们认为是平均造成了贫困,而集体化就是当时贫困的制度根源。这种判断使他们把集体化这种保护性制度看成是“因”,贫困看成“果”。然而这种因果关系是否成立是值得商榷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农村并没有建立人民公社,但也相当贫困。虽然改革派当时的政策也有国内依据,如小岗村的实践。但是如上面所提到的,中国农村好中差都有,所以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典型就与确定什么发展方向紧密相关。

另一方面,当时的“贫困”也是被外界所界定的。应当看到,当时的农村不是商品化经济的生活方式;但改革开放后,一些港台亲戚回乡探亲,把货币化、商品化的衡量标准带入农村影响农民,通过电影电视影响老百姓,所以当时的“贫困”很大程度上是被外来者定义了,这种贫困的感觉是开放环境下被别人命名的。而老百姓也“发现”了这一点:自己没有钱。但是没有人看到当时我们的经济不是以产生“钱”为目标的,我们的医疗、教育保障很大程度上不是用钱来支付的,当时的生活可以说是部分地去商品化、去货币化。从70年代开始,一些精英可以出国,一些港台同胞也可回国,但在他们看来,这种“贫困”是确实存在的。贫困的感觉是对比出来的。且当时的话语是“大锅饭”,在这一整套话语之下,当时的优势(平等、保障)被叙述成为不发达和贫困的症结所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平等和保障稀缺的环境下,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优越性,他们那时反而认为是不足。“大锅饭,养懒汉,没有积极性”这一整套对集体化的叙述中,知识分子、尤其是经济学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来自拉丁美洲的Escobar(1994)在Encountering Development一书中也谈到对“贫困”的理解,讲发展问题如何被变成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的话语。我们同样需要反思的是,当初对社会主义的宣传也有物质主义的一面。我们过分强调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发展生产力。更简单化的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成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想象,一种教育话语,虽然这并不是毛的论述。这种单一的生产力的优越性并没有正确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所以一旦打开国门以后,大家就会质疑社会主义,人们很容易发现差距:传说中的生产力的优越性为什么没有实现,为什么他们比我们富有?虽然教育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工人是不幸福的,但是人们看到他们有车,有钱,可以休假。这对于中国新一代人是很有诱惑力的。当时贫困的感觉变成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深刻的忧患意识,他们认为如果我们还是继续这么落后,我们就会被开除“地球籍”,他们已经把道路问题上升到“生存”问题。他们并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制度非货币衡量的福利,因此他们成了资本主义的倡导者。然而,当时一个重大的误区是把中国和四小龙比,和西方比,因此中国的“落后”仿佛就反证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当时的精英们没有看到亚非拉很多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很落后,而以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的主要社会发展指标比相当水平的发展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要好,甚至不逊色于当时GNP五倍于中国的中等发达国家(Meisner 1996:193),这又证明了资本主义的什么呢?
今天,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人民公社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看到当时1.0版本的社会主义有当时国际形势的挤压造成的扭曲、有中国国情的局限性、也有认识论上的沉重代价,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通过自己的认识重新审视主流话语对集体化的评价。

6. 小结

人民公社值得重新评价,尤其在改革大旗依然高扬而农村却问题频出的今天。农村要素外流、空巢化、农业后继无人、小农与市场对接困境等,都使“合作”问再度被提上日程。被诟病的人民公社制度,以其二十多年的实践为我们展现了合作的可能及经验。

重新思考当年的合作化、集体化实践,让我们看到当时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一些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公社制度本身。人民公社成立初期三年自然灾害和大饥荒的发生,与公共食堂的建立和人民公社的实践并无直接的因果关联;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低收入、积极性问题也与更宏观的国际环境与人地关系紧张的国情相关。冷战格局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决定了当时的中国只能以重工业为重,农村和农业生产也需配合这项战略,因此,尽管工农业剪刀差在当时的确存在,也是农民低收入的原因之一,但它并不与人民公社制度直接相关的;而人民公社时期人口的增长也使经济上的增量在庞大的人口增量下难以凸显,反被作为“效率低下”的表现而受到攻击;此外,农业的长期投入(如水利建设、农田改造等)与短期收益增长之间的矛盾,也易使之成为否定公社制度的理由。在诸多的条件和变量中,哪些只是共时性关系,哪些具有相关性但不是因果关系,哪些具有因果关系,哪些是现代性的问题,都应该审视。

事实上,人民公社的实践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财富:其水利设施建设和农田改造使之后几十年的农业生产仍受惠于此;人民公社时期乡土工业的开始发展,也推动了农业生产工具的现代化以及农业亩产的提高;农村教育及医疗卫生条件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提高,而农村社会福利的提高与被广为诟病的工分制分配制度恰是相关的——那时的集体收入会留出一部分作为公益金。相反,改革以后的农村发展却面临着诸多难题:国家对农村投入的减少,土地细碎化,农村社会保障的严重不足等等。

站在当下的情境来回望人民公社实践,可以看到,毛泽东是一个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思考者,他放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经济决定论,而尝试用一个大规模的运动来同时改变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并通过重新分配政治地位与财富,激发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热情。集体化的理论基础是政治性的,它处理的是生产关系问题,是为了避免新的贫富分化的出现。因此重新评判集体化,尤其是在资本过剩、产能过剩、贫富分化、社会原子化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而要看它在平等公正、可持续发展、共同体实践方面所提供的有益经验和教训。

重新思考人民公社的实践,也让我们重新思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等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本土化,如何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在集体化时期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不同实践中得以展现,这些都是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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