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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化至文革时期的社会主义发展论争|百年中国系列二

2014-3-17 16:39

原作者: 中国农村读书小组 来自: 人民食物主权
本文为2013年秋季“中国农村读书小组”第四、五、六次读书会讨论记录的整理稿,这三次读书会的主题是“农业合作化运动”


所谓农业合作化,简单来说就是把原本由个体农民或个体农户耕作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集中使用,当中涉及农地的使用权及农产品的分配权等复杂问题。最初的合作化由数个农户组成的互助组开始,再发展至包含更多农户的初级社及高级社,直到最后的人民公社。合作化过程中农户的数目不断增长,此外,在分配方式上,逐步减少了个体农户、农民原初占有的生产资料投入在核算上的比重。 

整个农业合作化运动往往被认为是简单的由上而下的落实某一中央领导构想的政治运动。我们讨论的一个要点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并不是纯粹一个中央计划及行政指令的结果。相反,从土地改革、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大跃进运动、以至人民公社等等制度建设及安排往往有其历史的脉络,每一步的发展同时带来新的机遇及挑战,需要进一步创造新的制度来处理。合作过程中基层群众累积了实践经验和教训、出现了新的群众要求、不同阶层的党政领导人之间发生了路线之争,新制度的创造往往是这三者互动的结果。这个过程中,不但体现了群众的参与性,亦展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农业合作化制度发展轨迹的合理性。

一、合作化运动的背景

在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以平等分配土地为主,改变了农民的思想及政治意识,其重要意义不能仅从经济方面去考虑。这种自下而上的革命为在乡村稳固地建立集权制的国家权力机关奠定了基础(麦斯纳,1988),也为农村后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建立了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斗争的方式开展的土地革命,使农民从心理上翻了身,土地改革使农民政治觉悟普遍提高。但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农村也存在一些问题,正如麦斯纳所说:“土地改革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平等运动,但它决不是一场绝对平均主义的平等运动。”(麦斯纳,1988:第八章)农村的贫富分化问题依然存在,贫穷的问题仍没有解决。土改运动的完成,建立的是一种个体农民所有制,而要建立社会主义,则需要做到农业社会化。农业社会化的实践,实际上从抗战期间就已经在农村自发地展开。

从《西沟村志》中可以看到西沟村从抗战时期开始,一直到人民公社时期整个合作化运动的轨迹。在抗战时期,由于劳动力严重不足,西沟村在李顺达的组织下开始建立“互助组”,后来逐渐发展成初级社、高级社。在互助组时期,土地到户,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仍是私有制,在这个基础上农民可以换工互助;到初级社时,虽仍保持土地私有,但不再是“换工”,而是大家共同劳动,收成以按土地比例分配和按劳分配相结合;到高级社时,按土地比例分配的部分被取消,完全按劳分配,生产数据的所有制形式变为公有制。毛泽东认为分散的个体式生产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这是农民限于贫困的主要原因,要克服这种状况,就要逐渐实现集体化,而合作社正是走向集体化的唯一道路。毛泽东同时关注农村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关注社会分化的趋势。

合作化运动在土地改革结束以后逐渐开始,土改以后农村出现一些新的情况。一方面,虽然土改运动已经结束,但土改并没有实现完全的平均化,农村的分化问题依然存在。其突出的一点就是“中农化”——“新中农”开始出现。这些“中农”往往是在土改中“翻身”的农民。同时,在当时的土改中,总体而言对富农的剥夺并不是很严重。尽管生活状况不如从前,但相对于贫农而言,富农的经济状况仍然要好得多,尤其是在牲畜、土地的拥有量上,他们比人均拥有量要多,所以土改并没有形成完全的平均化。这种状况的形成,与当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有关:一方面,为了争取贫农、雇农——他们是革命的主体,共产党的确有土改的动力。以工农为主体,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从人数上,还是从阶级性上,工农都是政治斗争中的主体。另一方面,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也需要进行阶级联合,所以不可能以激进的方式进行土改;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不通日的富农甚至是要给予一定的保护的。这样,从宏观上说,当时的土改不能走完全平均化的道路;而从微观上说,怎样才是“平均”以及如何实现“平均”都是很困难的问题。而且,即使实现了完全的平均,是否就一定能解决所有人的吃饭问题,也不能保证。因为中国的人地关系紧张,人口多而资源少是既定的事实,所以只有通过进一步发展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另一方面,土改以后,尽管分化的状况比土改前要好得多,但土改以后仍然保持了“四大自由”:土地买卖自由,雇工自由,高利贷自由,自由市场。这些情况一直到合作化之前都存在。由于自由市场的存在,粮贩子们利用市场规律,低价时购进粮食,待粮价上涨时高价卖出。但由于粮食与民生的关系过于密切,国家认为,将粮食交给这些粮商是不可靠的,所以国家在1953年秋季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当时的情况是,在“四大自由”之下,农村的两极分化又开始突现,一些农民又逐渐陷入贫困化的境地。事实上,中国千百年来的农民革命,皆以“均田地”为目标,但是,如果不解决分田地以后如何进行生产的问题,土地的集中又会重新形成。在当时,在一些商品化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影响下,两极分化的问题又出现了,所以共产党在土改以后面临的仍然是如何解决两极分化,农村怎样发展生产力,以及如何进行工业积累等问题。

合作化运动的另一个背景,是在土地革命结束以后,有人认为“革命到了头”,认为在抗日胜利、国民党投降、土改分地以后,任务都完成了(陶鲁笳,2009),似乎历史已经终结,看不到前进的方向。下一步该如何发展,也是当时面临的问题。 
 
在当时的农村,一方面是贫富分化,另一方面农村又出现了一些自发的合作倾向,如在《西沟村志》中,西沟村在从互助组向初级社的转型过程中,这种矛盾就体现得比较明显。一方面,农民有合作的意识,另一方面,贫富分化的现象即使在他们的初级社内部也存在,使经济状况较好的村民不愿意和穷户合作(张松斌,周建红主编,2002:48)。即是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上感觉到集中生产对提高生产效率的好处,但对一些本身经济状况及土地质素较好的互助组来说,他们满足于他们本身的生产优势,集中化的好处并未能吸引他们放弃个体化的利益。从领导者、执政者的角度,面对中国农村合作与分化并存的两种矛盾和发展倾向,有必要制定一个明确的政策方向,确定未来的发展路线,是任由农村保持土改分田后的个体化,任由贫富分化,还是加强合作,推动更深入的合作化运动。

二、合作化过程的路线之争——刘少奇与毛泽东的争论
 
土改带来了新富农及贫富差距出现的问题,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以刘少奇及毛泽东为代表,展开了有关于两条路线的论争,我们可以大致列出以下几点重要的分歧:
 
第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问题。刘少奇认为,“虽然贫农不满他们(指富农)剥削,但又离不开他们……富农一定会发展。大一些多一些有无关系?没关系。这就是‘养肥猪’政策。养肥了将来更容易剥削它。现在富农固然有剥削,但也有好处,能稳定中农,有利于社会生产。”(陶鲁笳,2009)他认为农村的发展要依靠的是富农,富农是能人,有经济头脑,也懂得如何积累。富农代表先进生产力。毛泽东的观念则完全相反,他认为农民的合作也可以提高生产力,即通过合作化改变生产关系,并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提高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少奇的思想认为富农是生产力的代表,这个想法虽然比较直观,但比较守旧,而毛的观点有创新。
 
第二,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是什么”的认识,他们是有分歧的。刘少奇认为就是暴力革命,等富农发展到一定程度,再次运用暴力手段,“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因为中国走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所以以后的发展也依循此道,“枪杆子里出政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共产党掌握政权,即便出现什么问题,也可以用暴力来解决。毛泽东的理解则不一样,他认为社会主义道路是需要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生产关系,要不断重塑人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要建立一个公有制及与之相应的文化。在刘少奇看来,因为有政权,所以资本家、富农这些问题都可以轻易解决。在这一点上,刘少奇的看法是有一些机械化的,他没有看到这个过程中可能的互动以及矛盾的相互转换等关系。
 
第三,政权性质与生产关系的关联问题上二人是有分歧的。刘少奇的一些假设是一种静止地看问题的方式,他认为“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站在我们这一边”,贫农及国家可以连手对付富农;但毛泽东担心任由富农发展,他们势必会拉拢干部,则农民会产生不满,如果政府不予理会,那么农民还会“站在我们这一边”吗?另一方面,毛进一步认为我们有政权,但任由富农发展而不加以控制,政权的性质也会改变,权与钱会很轻易地结合起来。如果这样,政权是否还能站在农民这一边也是不确定的。
 
第四,在对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上,虽然二人都认为应该发展工业,但刘少奇认为工业是农业合作化的基础,机器是农业集体化的条件。如果没有机器,把土地集中起来是没有意义的,在这种状况下走农业合作道路,对农民的生活没有帮助。但实际上,从山西的合作社发展经验来看,生产组织形式与生产关系的改变对农民的生产是有帮助的,即使生产组织没有大量机器,合作化也能对生产力也有帮助。所以毛泽东认为,在生产力本身没有大改进的前提下,改变生产关系也能促进生产发展。这也是他们的另一个分歧。
 
在这两条路线之争中,可以看到,刘少奇相信共产党掌权就能保证社会各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事实上,他认为在农村,农业发展要靠富农,城市要依靠资本家的。他也认为富农及资本家在政治上都是不可靠的,所以他十分强调共产党对他们的领导,认为党的领导能够应付富农及资本家的潜在威胁。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以及对政权性质的认识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思想是很不一样的。毛认为政权不能缺乏社会主义式的生产关系而独立存在,必须以整个社会及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化为基础;共产党应以推进社会主义为执政基础,共产党一旦不去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分化将会改变共产党的政权属性。他们的路线分歧在文革期间体现得更多。
 
三、合作化运动的内在逻辑和动力
 
上文解释了土改带来了新富农的出现及生产力不足的问题,这不能充份解释在土改后中国为何选择了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我们须要解释土改如何为合作化运动提供条件,而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来深化合作化运动。
 
首先,合作化是要解决土改没有完成的任务。从土改以后的状况来看,尽管比起之前,农民的土地占有更平均了一些,但碍于水土自然条件限制,土改并没有太多提高生产力,生产条件(如水土整治、农具改良等)还很薄弱,吃饭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而当农民开始互助以后,情况开始有所改善,所以当时农民合作是有其内部动力的。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反映的是在生产力条件无法快速改变的情况下,改变生产关系也有利于发展生产。
 
第二,土改为农民带来了“平等”的意识,这也是当时合作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当时的合作社是在土改刚刚完成以后开展的,人们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都有站起来发言的权利。由于当时是土改刚刚结束不久,人们刚刚“翻身”,所以对土地的私有权观念还是没有很强烈。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人们对党和国家是高度信任的,且因为刚刚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和“翻身”,人们之间的阶级情感还是非常强烈的。这是当时推行合作化的一个强有力的精神力量。
 
对于合作化的另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在于,农民在土地改革的过程学会了“斗争”,土改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对基层的农民进行政治“赋权”的过程。从《西沟村志》中看到,从西沟村的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时,在关于如何进行劳动分配的问题上,就可以看到当时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和他们的斗争性。表面上看,当时规定的按土地分配和按劳分配相结合是没有问题的,但人们却看到这种分配实际上是“死土地剥削活劳动”,因为随着生产建设的发展,劳动力投入大量增加,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投入的大量增加所得,所以仍按照劳力合土地比例分红,则劳多地少户做工虽多,分粮却可能更少(张松斌、周建红主编,2002:52)。而在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中,按土地分配的比例逐渐降低,到最后则是按劳分配完全战胜了按土地分配,土地不再参与分红。这正是农民斗争的结果。当时人们敢于去斗争,去争取,这是土改的一个成果。然而在今天的合作社,弱势群体是不敢去斗争的,即便有不满,他们也只是在背后说风凉话、抱怨,作消极的斗争。所以土改是合作化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第三,在成立互助组以及后来的合作化过程中慢慢地培育及产生了一些基层农村的骨干带头人,在探索合作化、集体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尽管有政府的大方向,因为每一个农村都有其独特性,具体的发展道路及生产方法仍是要靠农民自己去摸索的,国家难以担当太重的角色,在这个摸索的过程中,带头人的重要就尤其凸显出来。以《深翻》中的张庄为例,在失败了好几次之后,才形成了新一代的带头人,找到了正确的道路(韩丁,2008)。村子很快因为新书记的举措发展起来。可以看到,一个好的带头人,既需要有公心,也需要有能力。核心骨干的重要性不单在于具体生产上的决定上,更在于其理解及明白到合作化整个逻辑及好处,愿意向群众讲解及向上级争取作进一步的合作化,这些骨干令合作化运动较能切合农村的独特及具体情况,并争取农民对合作化的信任和支持。

宣传的重要作用。在当时,已经出现了山西合作社的成功案例,且它被树立为模范,得到国家的大力宣传。“宣传”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对于推广合作具有很大的作用。所谓榜样的力量在于,一些个案的成功,具有调动全局的启发性和鼓动性。
 
四、“一五”、“大跃进”与合作化

(一)“一五”的发展模式、特点及其后果
 
虽然在五十年代农村的发展道路的争论上以毛泽东一派获胜,农业合作化获得全面实施,但是在城巿为主的工业化发展却引来另一些问题。当时对“一五”都有一个共识,即在薄弱的工业基础上是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发展工业至为必要,而发展工业更需要发展重工业。但是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很多资金及技术,需要从苏联引进。中国无法从已经非常贫困的农业中挤出资本来支持工业的发展,但是工业化又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
 
这一时期的发展除了引进苏联的资金、技术,也引进了苏联的发展模式和管理模式,导致专业化、官僚化和城市中心主义等开始出现。随着城巿的工业化的发展,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越来越强,人们在变为“专家”。专家超越边界来对话的能力越来越弱,对整体社会问题把握的能力也在下降。工业化确实容易创造出分门别类的分工,专业化容易变为与权力和地位的同义词,人们自然地认为有技术就有权利,所以技术官僚,特权都会与专业化相联系。“一五”实际操作与目标背道而驰,农村与城市的差别越来越大,这不是一个走向共产主义的社会应该出现的。毛泽东很不满意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提出回到群众路线,认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多种技能的专家,倡导人要有“与天斗”的意志,并且认为乡村也应该参与到工业化的过程中来。城乡并举,发动群众自主性,将权力下放到基层。大跃进运动正是回应“一五”的一个反扑。
 
学习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获得的,不仅是对生产力的推进,也在生产关系方面引发了很多后果。毛泽东刚开始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没有见过社会主义,苏联是唯一可以参考的标准,所以他们以一个“做学生”的态度虚心向苏联学习。但是,引进资本或者技术转让的同时也是引进生产关系。“一五”时期接受苏联援助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后果,苏联确实给了中国巨大的援助及技术转让,可这样的援助也带来了很大的社会问题比如一长制。
 
当时中国缺乏资金/资本,很多情况出现的是人力替代资本,无偿劳动奉献。劳动奉献的前提是共同体,在共同体里可以看到共同利益。麦斯纳(1989)文中提到当时国民党在中国与城市资本与农村地主相结合的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常态。中国革命所走的道路是非“常态”,把阶级解放、社会平等与革命紧密结合,才能塑造出共同体的想象。当时的工人有很多工作热情,这不是量工资的多少而付出的热情,而是因为他们对整个共同体建设所允诺的长远利益的信任和憧憬。当时这种人力替代资本,不仅使人力的付出,也是很多创造力的付出,这些都是以共同体基础激发而来。“一五”出现的技术官僚,一长制,奖金,工资等级,都是在分化共同体。当时也有干部抵触工资制度,这些干部从延安一路革命过来都是供给制,口粮与制服按需求供给,没有工资。革命军队刚进驻城市时,实行工资制,有人不适应,宁愿选择革命时期的供给制(见翟晓光著《先锋》中口述“木兰辞”)。
 
以工业化来发展生产力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由谁发展,怎么发展?由谁拥有技术,怎么传授,拥有技术的人在社会中是什么样的地位?只提生产力,忽视生产关系,比较容易变为所谓的“走资”,或者“修正”主义。在合作化的争论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争论是生产力怎么发展,由谁发展。刘少奇认为主要应该靠富农来发展。在“一五”中生产力主要靠厂长和技术专家来发展,厂长、专家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总体来说,大跃进也是对另外一种发展方案的尝试,没有完全放弃重工业发展,也不是对“一五”的完全否定,而是对完全发展重工业的部分修订与补充。毛泽东质疑通行的城市垄断工业的模式。马克思(1975)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引发城乡关系的对立,是城市剥夺农村,城乡是对立的矛盾。自1953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毛泽东于1956年通过调查和反思做“论十大关系”报告,其中就有城乡关系,工农关系。

(二)“大跃进”
 
大跃进的出现与“一五”计划有密切关系。大跃进有两层理解,大跃进时期和大跃进运动。大跃进主要发生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所以二五时期也被称为大跃进时期;大跃进运动是针对中国一穷二白,不能循序渐进地重复走其他国家走过的发展道路所开展的社会运动。跃进是一种高速发展想象,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高速发展想象所不同的是,跃进也是对整个社会重新改造的发展想象。因此跃进除了指生产方面包括工业、农业有一个超常规的发展之外,还希望在生产关系方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调整。这样的调整也是基于此前的成功,土改的成功,工商业改造的成功。这些成功并没有很暴力,此前对生产关系改造的成功让整个社会从上之下和从下至上都有很高热情,中国社会在短短几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热情极大激发了创造新社会的想象力。所以跃进里提出了改造中国社会可以“改天换地”的说法,在这样的想象力下,才会认为共产主义是可以很快实现的。
 
大跃进主要是在农村展开,农村为什么会成为大跃进的主要场所而并非是在城市?在农村,农民对于集体化,公社化,公共食堂完全可以接受,与此前的阶级斗争中人们对于阶级平等的追求很有关系。这也许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做法,农村反而更先进,农村很快就开始人民公社的道路,城市甚至都还没有开始。农村是意识形态及政治的实验场。
 
相反,城市的推动有较大的阻力,官僚主义在城市比农村严重,这和中国城市没有经历革命,而是被接管有关系。美国人寒春和阳早四十年代就到中国,参加了中国革命,六十年代他们从陕西老解放区的农场搬到北京来时,感受到了老解放区和北京的强烈反差。阳早回忆道:
北京机关里的气氛和陕西很不一样。陕西是老解放区,有很多革命老干部。游击战的工作风格整个不同,特别在普通群众和干部关系上,在一般干部和领导干部上。当然不同的机关也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我们从不保留我们对领导的看法。普通的[农场]工人也敢找领导,批评领导,如果他们真有意见,他们也敢吵翻天。
 
北京则完全不同。你可以批评你的下属,但是不批评你的上级。你对上级说“是”。北京是和平解放的、和平土改。结果是普通老百姓从来没有--用中国话说--‘翻身’。 领导还是领导。以前他们是白色领导,现在是红色领导。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看来,弥漫在我们工作的机关。(Chou, 2009: 324-325)
 
寒春认为城市的官僚主义比农村的父权还要严重。在农村包围城市取得胜利后,毛泽东对进城有他的担忧,曾用“进京赶考”来比喻共产党所面临的考验。整个革命的土改和发动群众是在农村,农村的社会改造先于城市,而干部培养也主要是在农村。城市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后防守,城市一整套文官系统及官僚体制仍然存在, 而经过和平接管后,城市的文化官僚、技术官僚都参与到新中国建设中来,他们也把旧的意识,旧的优越感,等级的观念带进来,他们在建设中掌握技术并占据指导性位置。中国传统千百年来的官文化非常严重,第一个五年计划与中国此前的官文化土壤比较容易结合,所产生的一长制也很自然。这样的文化包含了特权,包含了文化人是人上人的思想,包含了文化人与特权紧密联系。此前讨论的农业合作化的成功,正好解释到大跃进作为一个不单只针对超常规生产指标,并以非常大的调整生产关系为目标的运动,把重点放在农村的原因。
 
(三)“大跃进”造成的饥荒问题:
 
“大跃进”所造成的灾难及其原因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话题。我们并没有进行专题学习和讨论。可以注意到的一点是,饥荒中的死亡人数具有很大的政治争议,对饥荒的批判往往成为批判和否定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杠杆。关于饥荒的分析,我们小组参考了Chris Bramall新书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第四章“大饥荒:1955-1963”的相关总结,此处翻译相关段落的大意供参考 (121-134):
 
尽管农村集体化的推进比原先设想的要快,但是很难论证这本身是一个政策灾难。中国1955-56年间的集体化和苏联1928-32年间的集体化截然不同。在后者,集体化导致了大饥荒,死亡率在乌克兰尤其高。在中国,死亡率不仅没有增加,相反,粗死亡率从1955年的12.3(每千人)下降到1957年的10.8。
 
主流看法把饥荒尤其归因于人民公社的成立,认为农户没有从公社的退出权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因此导致生产的灾难和饥荒。也有认为人们在公共食堂的“多吃”导致了粮食储藏的下降,也导致了饥荒。
 
从数据上来看,省级的死亡率和各省公共食堂的开展程度有关联。
 
但是进一步的分析却表明这种关联不是因果关系。以四川为例,数据表明四川的饥荒死亡开始于1958年,但是公共食堂直到58年秋才成立。退出权的缺失影响生产积极性的说法也不可信,因为在时间上说不通:绝大多数农民必须加入集体生产始于1955-56年间,但是产量的骤减发生在1959年。
 
更合理的解释是因为农村大炼钢铁使得大量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导致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缺乏和农业产出的骤减。数据显示,尽管单位产量是高的,1958年播种面积比往年减少了,而1959年再次减少,这直接导致了总收成的减少(见下表, Bramall, 2009: 131)。
 
雪上加霜的是,一方面粮食产出减少了,另一方面中国还是粮食的净出口国,主要用于给苏联还债。所以,中国的粮食供给更困难了。而对于四川、黑龙江这些50年代早期生产余粮的省份,尽管它们自身的产出下降了,但是仍然要给缺粮地区,如上海,提供粮食。
 
在农业方面,还有三个问题。首先,广泛存在着干部多报产量。比如,1958年12月统计的的粮食产量是3.75亿吨,这是周恩来汇报给59年四月人民代表大会的数据。但是到了59年秋,中央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数字不对,因此下调到2.5亿吨。根据1978年后的数据来看,1958年的实际产量只有2亿吨。大面积的人口流动更加恶化了各地区保障粮食供给的规划问题。当时人口流动的一个原因是为了开发新的地区(如人口流动到黑龙江和云南),另一个原因是为了逃避饥荒。
 
第二,因为劳动强度的增大,人们对粮食的需求也相应增加,这也导致了粮食供给不足的问题。例如,一名18-49岁的妇女如果干重体力活,每天需要消耗3200卡路里的能量,而如果做的是静态工作则只需2200卡路里;从事重体力活的男性每天需要的能量大约是4000卡。
 
 

最后, 恶劣天气的影响是需要留意的。多年来在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生产下跌归咎于恶劣天气是中共为其政策失误找的借口。但是Kueh (1995)的研究展示了那几年在中国多个地方受干旱影响。中国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所遇到的困难展现在他所设立的天气指数上, 这指数量度了每年天气数据与在1952-1984期间天气数据平均数之差别。 这指数指1958 的天气情况约有30%优于平均值, 但1960 及1961 的指数却分别有86%及96% 差于平均值. 但是这里没有提供天气作为主要的解释. 正如Kueh 指出天气相关的因素可解释1960及1961年收成的下跌, 但不能解释主要作物的播种面积的下跌, 也不能解释谷物生产的采购率的增加. 这后两者都是政策造成的失误及有很重大的影响. 正如Kueh (1995: 207) 所说: "即使没有恶劣天气影响, , 单从播种面面积下及国家过量的农产品采购来看, 农民也不太有机会能生存."
 
中国农民的看法也值得注意,他们典型的看法是:有1/3的减产是由于天气引起。实际上,天气在饥荒的成因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而多数文献却削弱了天气的作用,但是总的来看政策失误仍为罪魁祸首。
 
种种因素重叠在一起,造成了灾难性的粮食减产,同时伴随一系列的分配失误,体现在省际之间、城乡之间和农村地区内部的粮食分配不平衡上。
 
 可以从三方面因素来解释对饥荒的滞后反应:
 
1)最重要的是中苏关系恶化;
 
2)毛没有意识到农村饥荒之程度,部分原因在于毛压根想不到农村有发生饥荒的可能,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系统的常态:下级不敢去质疑政策会产生什么后果,更别提他们会提醒毛注意正在农村蔓延开来的危机。直到1960年,毛总算意识到中国在发生什么后,才采取行动。
 
3)五十年代后期,市场经济被死死压制住,无疑恶化了这场饥荒——这里并不是说市场会消灭饥荒——而是说市场能够缓和饥荒。 
五、文革与社会主义民主
 
在讨论中,我们尝试了对文革的再认识,希望从主要矛盾入手认识文革推动“大民主”的基本动力和逻辑。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了所有权的问题(全民所有),还没有解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日常的管理权及处分权由少数人代理的问题。毛是希望用群众路线对经济和政治的管理层“走资”做出监控。
 
实际上,大跃进是对“一五”的反思。大跃进最后没有成功,文革就成为对大跃进不成功的回应。与大跃进相比,文革的行动不止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弥漫于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思想和文化的改造。《造反者说》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讨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问题。当时所有权问题已经解决,已消除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经济;在具体运行上,也采取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是不是等同于社会主义?毛泽东认为不是。所有权并不等同于所有制,还包括管理权和处分权(晨明,2007)。当时生产资料名义上为公有制,但并不是人们自己去管理。管理权在党政精英手中。所有权的全民所有与管理权、处分权由党政精英代理构成了当时社会主义的矛盾。
 
有些人认为当时已经解决了阶级问题,因为党是代表工人阶级的,而党掌握政权,因此工人阶级就掌握政权。另外,社会主义改造后没有阶级问题,没有生产关系的问题,而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这是斯大林的基本看法,也是当时刘少奇、邓小平的观点。
 
毛泽东对干部的“代理”角色则表示怀疑。当时还有残余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可能跟党的干部联合起来,把中国拉回资本主义。更大问题是党的干部本身会变化,他们的代表性会变化。在革命时期,共产党干部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但建立政权后,他们代理人民,进行机关、企业和生产资料的管理。作为人民的代理者,他们是否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自己服务?他们是否会成为一个新的阶级?这是社会主义实践面临的巨大问题。毛泽东在点评苏联经济学教科书时,已经指出了社会主义的问题。
 
毛发动文革更多指向的是社会主义怎样实现民主,怎样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他说:“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力问题,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障等权力。”他判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转引自《毛泽东传》389页) ,中国已经出现了新的阶级分化。
 
文革中的群众路线具体体现在打破基层群众和干部的身份等级、专业分工上。打破技术和管理的垄断,一方面工人要参与管理;另一方面,干部也要下去参与劳动。以此打破大家的分工/身份意识。在具体方法上如何才可令工人和管理者的角色结合起来:工人首先是要去监督革委会;二是学习马列主义;三是多参与党政工作(夏尔,2009:vii)。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一个理想社会应该是阶级平等的,应该打破隔阂和精英管制。文革在这些方面有一些有益的尝试。工厂不强调资本积累,而强调群众首创精神和积极性,甚至希望群众参与国家经济计划的形成。群众路线可以对计划经济互补。“计划”不是完全自上而下,而是与群众也有一个互动的过程。如果社会主义经济要有活力,那这个活力必须要群众参与。强调工人参与管理的结果是:工人和管理者、技术员的差异减小。文革时期也强调人民公社的角色。希望公社这种模式不止是农业生产组织,也能成为工业生产和文化教育的平台。总之,文革的目标中包括了就是缩小三大差别,即城乡、脑体和工业农业的差别。
  
实际上文革之前就出现了“鞍钢宪法”(晨明,2007)。它不是在一家工厂产生,而是由不同的工厂产生的创新实践,这些是当时基层对苏联马钢的“一长制”模式反弹。特别是对“一长制”的批判出现后,这些制度作为管理革新开始出现。后来相关报导被毛看到,命名为鞍钢宪法,指出鞍钢宪法在远东出现了。命名为宪法反映了毛看出了这一创新的重大意义。“远东”是相对于苏联,表示是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创新出自己的管理模式。
 
“鞍钢宪法”被总结为“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厂很多制度是干部制定的,对工人不一定有好处。 “三结合”是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共同参与管理。当时清华大学一些人下工厂,也发现知识和基层实践结合很重要。知识分子需要向老工人请教,否则不了解生产过程实践,怎么革新。干部和群众的辩证法是:如果你要做群众的带头人和老师,就先要做群众的学生。
 
当时在鞍钢,很多工人很愿意参加革新,因为他们觉得创造很有趣。当时鞍钢的总工程师马宾收到很多工人的来信。他说,这些信里的革新想法大概90%是错的,有的甚至还想发明永动机。但是剩下的正确的10%,如果应用到实践中也是很不得了的。为了这10%,就一定要有另外的90%,所以一定要发动群众。因此如果不想让管理成为一个人或一小班人的特权,是需要工人参与的。赵树理小说中描写土改,有农民不会算账,但是土改之后,需要农民管账,这就需要他们学习。当时富农、地主瞧不起他们,天然的认为他们会搞得一团糟。农民为了争一口气,就下决心一定要学好,在学习过程中,争取的是一个管理的权利,一个阶级的自主权利。
 
六、总结 
 
中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至后来的大跃进运动及文化大革命涉及到几个相关的矛盾、问题及概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工业与农业的优次;全民所有权与被精英代理的管理权、处置权的矛盾;专业化、管理精英的出现会否产成新的阶级;上层建筑与经济结构的关系等。 
 
当回顾合作化运动在建国初的发起时,不难发现,土改是合作化的一个重要背景。土改以后,农村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如贫富分化又开始出现,尽管分得了土地,吃不饱饭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全部的解决等。这些因素成为合作化运动的背景。而土改的成果,也成为合作化的重要条件。在土改中“翻身”的农民,平等意识和斗争意识明显增强,他们敢于争取,并推动合作化的深入发展;国家的有力宣传,加上合作社带头人的公心和能力,都推进了合作化的开展。对比今天的合作社,当时的合作社是在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成立的,是反剥削求平等的,它带有希望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有人民“翻身”的理念。除了发展经济之外,它更强调以“工农”为主体。今天搞合作社,仅仅是为了发展经济,为了经济的规模化,希望它成为市场经济下的一个主体,却缺失了“平等”的目标,所以大户垄断是常态,这是值得反思的。
 
在发展农业及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两条路线之争。刘少奇代表较主流及传统的思路,重视资本家及富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认为有了较高程度的工业化和机械化才可广泛推广农村合作化。相反,毛泽东代表的一派则认为生产关系的改造(合作化)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机械化不一定是合作化的必要前提;同时毛认为合作化、集体化可以解决农村社会分化的难题。
 
“一五”的城巿重工业化带来了社会分化及新官僚的出现,及城乡分化的问题。作为反思,大跃进运动希望通过农村推行人民公社来探索工业化的新路径,打破城市对工业的垄断。最后文革要处理的是管理权、处置权由干部代理与全民所有权的矛盾。文革中强调了群众路线,希望通过各单位的基层工人参与管理,干部参与基层劳动,以及上山下乡运动来打破专业分化及城乡分化的困境。
 
文革是一场巨大的群众运动,运动的混乱成本主要是由精英们承担,普通的城市工人和农村农民生活没有受到太多影响。高默波《高家村》里呈现了农村在文革期间教育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文革对于基层的诸多意义,因为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转型,基本被消声了。 

参考文献:
 
晨明.造反者说.2007 http://chinastudygroup.net/2007/05/%E9%80%A0%E5%8F%8D%E8%80%85%E8%AF%B4/
 
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75.
 
莫里斯·麦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陶鲁笳.建国初一次高层争论,2009,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7938?page=1
 
逄先知、金冲及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开辟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上下).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343-419
 
威廉·韩丁.深翻.《深翻》翻译校订组译,香港:国际文化图书,2008年5月版
 
[法]夏尔·贝特兰著,中国工人研究网编译.《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中文版序).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年7月
 
张松斌,周建红主编.西沟村志.中华书局,2002
 
Chris Bramall.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Dao-yuan Chou. Silage Choppers and Snake Spirits, Quezon City: Ibon Book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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