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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妇女炼女权: 再造自己、再造社区

2017-3-8 12:00

来自: 人民食物主权
食物主权按:

        今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祝愿我们女性朋友们顺心顺意!

 

        160年前,是一群纺织女工们勇敢走上街头控诉工厂对劳动的蔑视、对劳动者的压榨,劳动妇女的反抗推动了社会进步。如今的媒体提到妇女、农村妇女,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它们乐于渲染“留守”,捕捉“无望”。所有的商家都谄媚妇女作“女王”、“女神”,期待她们宣泄购买的欲望,臣服于琳琅满目的商品。

 

        今天食物主权的推文讲的是一群普通农村妇女的故事。长久以来,她们的天地就是丈夫和儿女。后来,她们跳起集体舞,跳出了丰富的生活,跳出了渐长的自信。凭着凝聚在一起的信心,她们开始搞村庄卫生动员,建立生产合作社,进而一个凝聚集体的新家园诞生了。家园,是充满希望的田野,那里终于能够承载她们和更多人的生活。


        食物主权蒲韩系列访谈重温请见文末相关阅读。



(一)广场舞里走出来的合作社


1998年,还是代课老师的郑冰在丈夫的农资店里留意到,来买化肥的农民并不清楚怎么用,于是萌发了为农民办技术培训的念头。为了吸引更多农民来参加,郑冰一鼓作气,走访周边十个村,联络到八十多个妇女。


第一次培训非常受欢迎,来了四百多人,三百多个都是妇女。这个由妇女们撑起的技术培训班,后来得到妇联支持。从1999年开始,妇联就帮忙请老师免费为农民培训。

 

到2001年,当地作为主要产业的芦笋价格下跌,养殖场也受市场波动倒闭了。郑冰家的农资店因农户赊账难以为继,又不幸受了伤,心灰意冷的郑冰回想自己搞技术培训的热情,开始反思这技术致富的路到底什么地方错了。


歪打正着:从组织妇女跳舞开始发现骨干



郑冰:养完伤到武汉我妹妹那儿待了几天,在武汉看到这么多人整整齐齐的在广场跳舞,就问这谁组织的,妹妹说没人组织,这大家自发的。我一看没人组织就这么整齐的,天天早上准时到准时走,我就有了想法。

 

回来之后,正好是7月份,农闲,我说我到城里看人家跳舞特潇洒,咱们能不能也组织跳舞。妇女们觉着跳舞这个词特新鲜,但是说我们根本不敢和城里人比,怎么敢和城里人比。我说怎么不能和城里人比。下一个问题又出现了:我们不会。于是找到妇联主席给我们从幼儿园请老师来教,她说全国妇联要求妇女跳健身秧歌,那我们就组织妇女来做健身秧歌。

 

只是这次我们组织的时候有意识地选了六个小组长,就是爱活泼的六个小组长,然后每个小组长带三个人,那我们二十四个人就在我家院子里开始跳那个健身秧歌。没想到的是,跳健身秧歌比技术培训难多了。看跳舞的人满屋子都挤着!


大家传说,这个郑冰刚刚病好了,伤养好了,是不是神经有问题,怎么弄一堆人在家里跳舞。

 

那天晚上我们六个组长在总结的时候,大家就说不跳了。我说为什么,大家说那么多人都笑话我们。我说城里人跳个健身秧歌看起来那么潇洒,为什么就这么多人笑话我们,我说这明明是正确的事,干嘛就招来这么多说风凉话的。我说不行,再坚持一下试一试。其实在农村我们就发现,好事就怕你坚持,你只要坚持。我们坚持了一个月,我们村80%的妇女,一百多个妇女,整条巷道都是跳舞的,一到下午那个点大家都来了,说风凉话的也不再说了,所以现在我们一大批的妇女骨干是那跳舞中间的。

 

当然在跳舞中间你会发现农村有的是人才,尤其是那些妇女。

 

刚开始大家说你不跳我不跳,还有我根本没时间跳,后来跳的人越来越多。外村有个妇女说,你看这个村妇女都没白活。我说跳个舞就没白活?其实被人羡慕也是挺有自豪感的。然后说那咱们能不能去到外村去跳,这事大家就有反对,我们干脆就说妇联主席给我们请的老师免费教我们的,要么我们给人家交学费,要么我们去到外村组织妇女跳舞,也帮一下。其实到外村是一个简单的想法,从十个村,一直到三十多个村。实际上,我们现在合作社服务的这43个村,与那时候跳舞是有密切关系。

 

从2002年的冬天到2004年,年年冬闲的时间全部组织各村妇女跳舞。当然那时候也被人说成FLG,到外村去了,说这是不是搞FLG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当时也想了一下办法,找到妇联,妇联主席会协调文化局,给我们出一个冬季妇女文化活动的文件,然后我们还像模像样的拿上这个文件,你看这是妇联和文化局支持我们的,这是搞冬季妇女文化活动的,不是FLG。

 

这种活动热火朝天,一年比一年热闹,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是歪打正着,是把大家凝聚起来,就是在这个跳舞中间。2003年我们组织了几百人到永济跳舞,2004年上千人到永济。


自力更生清垃圾、修马路,社区就是我的家


到2004年的时候,在蒲韩社区,由妇女跳舞带动起来的文化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大家成立了妇女协会,协会里有六个骨干。


郑冰:2004年谢丽华老师到这儿来,看了我们的各项活动,就说郑冰,你们文化生活这么丰富,为什么村里垃圾这么多?当时我第一反应说农村就这样。其实我们真的不自觉的,因为在印象里面你想把垃圾倒哪儿就倒哪儿,根本没有这种意识。送走谢老师之后,我们说谢老师刚才那句话是不是笑话我们呢,因为那时候哪儿都是垃圾,然后我们几个妇女骨干在一起讨论的时候说真是,看那个垃圾,我们也开始看那个垃圾不顺眼了,之前倒是没反应。大家说那怎么办,然后就说那我们能不能去把垃圾清理掉,这时候很多人说这是村委会要做的事,咱们不能做,我说这个垃圾又不是村委会倒在那儿的,为什么要村委会做呢。我们就开始讨论这事。

 

针对村里环境脏乱差的问题,我们就写了一个倡议书,去家家户户发。这个倡议书发的时候,我心里也没底。我那时候还没在家里。出乎意外,三天时间,我们这一帮子骨干有个给我打电话,说你猜我们在家干嘛呢,我说干嘛呢。她说,我们把全村垃圾清理掉了,老天爷,我自己都有点不相信。

 


把环境卫生一清理,真的,全村兴奋得不得了,这个村里立马感觉像穿上新衣服,那个震动大了!不过,那个对政府的震动也挺大的。我们市委领导、市长听说有个村里村民义务清理垃圾,一下子都来了,还带着电视台来。当时我们不知道,这就把人家村干部有意无意地给晾出来了。他说那村书记跑哪儿去了,我记得那次市委一个副书记来问,村书记呢,其实那时候我们村的书记是一个老书记了,因为选举有点瘫痪了,村长没有。

 

环境卫生一完,大家趁热打铁就说那咱们能不能把路再修一修,因为那时候村里的路还没像现在我们政府村村通,坑坑洼洼的,每条巷道都是泥坑很多。然后说修路就不是出力的事了,就是要花钱的事。所以那时候经常性地开动员大会,就有一个老大爷给我递了一个纸条,咱们能不能成立一个村建理事会。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我们立马就开始搞选举,那时候选举搞得多,选村建理事会的理事。当然我们那时候妇女比较多了,我们发现回过头看,妇女跳舞绝对是一个凝聚人的最好的方法,又是发现人才的好方法。

 

我们那一帮子妇女也有点小聪明,因为那时候全村参与这个活动的都是女的,在选举村建理事会的时候,我们就有意说这次选举村建理事会能不能把男的选出来,我们能不能女的往后退一退,所以我们发现民主也是可以被人操纵的(笑)。因为我们村有八条巷道,我们那时候选了二十四个理事,其中只有一个女的,二十三个男的。然后我们二十四个理事再选出三个理事长,这一下子开始修路了。我们和村干部再协商,村干部有为难的地方,担心这需要钱,我说不要钱,咱们就动员各家各户。我们计划是十天完成,最后花了六十五天的时间把全村的路给修起来。

 

当然这个修路带来的就是全村更加兴奋,凝聚力更强,而且是不花钱,各把各门口的路一修,到公共地方的时候需要花钱大家一起参与义务劳动。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多人反对,当你这个事做得差不多快成功的时候又很多人支持,谢富正(郑冰的爱人)也是这样的人,在半路上他就开始反对,反对到看你快成了就支持,那时候我们动用他的能力,他比较喜欢结交,有很多朋友,他就把我们最后公共地方的沙石灰这些需要花钱的,他给协调的不花钱先拉回来了,2005年这个路就给修了。一修路,男的也加入整个这个团队。那时候我们又搞农民运动会,反正是各种活动比较热闹。


(二)合作社之中蕴藏的女性力量


2005年下半年,郑冰接触到温铁军老师,参加了合作社培训。一回来,蒲韩社区一下子成立了七个合作社。有七户妇女组织起来的手工艺合作社,175户农户八百多亩地组成的生态园等等,但是由于过于规范的程序和不当的集体生产管理,合作社很快都失败了。


郑冰:我们那时候全是跳舞和各种活动中脱颖出来的中老年,还没有年轻人。合作社一旦成立,尤其是合作社叫经济合作社,我们大家所有目标就奔着“经济”两个字。我们从2005年到2007年,几乎把所有的各个活动全停了,全集中去搞经济,但也没搞出来经济,还搞的人全散了。

 

我们就发现,其实经济这个目标一旦锁定,不见得是好事。然后我们回过头来去看,反倒之前我们做了那么多的技术培训,妇女活动,所有这些,其实那时候把人都凝聚起来。2008年我们几乎反思了一年,失败到底在哪里。

 

我们总结,我们做农村的事不应该把经济放在第一位,应该把农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这一点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觉得生活第一。第二,做农村的事绝对不能急,一定得慢慢的做,因为农村人本来他在这儿活一辈子,我们一急就容易出错。因为那时候碰上政府一来,总是嫌我们弄得慢,总是觉着能不能快一点,这种期望快,加之我们团队内部也觉得要快快地发展,其实一快就容易出错,那我们觉着发展一定要慢。

 

2012年,各村子的专业合作社组成联合社。联合社除了土壤转化、农资统购、农业技术培训、信用互助、城乡互动这四项侧重生产方面的服务之外,还特别关注社员生活上的互助成长,另有日用品统购、不倒翁互助养老、儿童家长教育中心和手工艺传承业务。现任蒲韩社区种植(养殖)合作社督查的王变娥2006年加入协会。加入协会之前,她只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关心的都是赚钱盖房子、娶媳妇等家庭(内部的)事务。2006-2008年她加入了手工艺部门,2009-2012年,从事小额贷款项目,2012年至今担任督查和监事长的职位,她告诉我们,很多人认为农户想加入合作社都是为了赚钱,因此,合作社必须创造利润,没有利润社员就不愿意加入。但蒲韩社区联合社的情况不同于一般的合作社。联合社服务的不仅仅是社员,它还深入社区,工作覆盖范围包括协调妯娌矛盾、夫妻矛盾,帮人找女婿、找媳妇。联合社结合了公共服务和经济服务。老人服务、儿童服务和技术培训都是公共服务,通过这些活动,联合社和社员建立了一系列的联系。如果一开始做合作社就以盈利为目的,合作社是做不起来的。



(三)妇女学习纠歪风,农村生活新气象


十多年前,一群农村妇女聚集起来跳舞,面对的冷眼和指责可想而知。然而这群妇女们偏就有勇气站出来跟农村习以为常的歪风怪俗讲道理,还创造了和谐的家庭生活和良好的社会风气。

 


其实在跳舞的刚开始说风凉话的不仅仅是男的,女的也说,男的说风凉话的时候其实是反对的,说你们这些女的想干嘛?第一次跳舞说风凉话大了去了,说这些跳舞的都是流氓,这个话是最难听的,还是当场说的。

 

但是坚持不长的时间我们就发现,男的有正面的反应了。有人就说冰姐你这个跳舞跳得好,我当时问好在哪儿,他说你看我媳妇回家不骂我了。我就想,怎么跳个舞她就不骂你了,我琢磨这句话,就发现,其实农村妇女大多是从一而终的这种,她其实为什么以前骂你,我们后来发现这里边有学问。妇女活得不开心,她首要骂的就是她丈夫,都说妇女唠叨,是因为她很多不开心,但这个不开心根本没人关注这一块。当她跳舞跳得开心,她就不骂丈夫了。我们还发现,其实妇女跳舞比打麻将有节制,而且跳舞以后,她做家务也比较勤劳了,做家务就带来了家庭变化。家庭之外也有变化,农闲天天都是一堆一堆妇女去跳的时候,男的说法非常微妙,男的会觉着是这一堆女的都是司令,谁敢得罪这一帮女的,明显的女的气势非常高。

 

那时候打老婆的还非常多,家庭矛盾中还有婆媳吵架、打架的,尽管不是一方面的责任。我们发现这种气势起来之后,它其实给了男的一种无形的压力。我们就发现,我们要赶紧收敛一点。记得那时候,妇女中间就说,人家男的说我们都是司令,那我们要提升我们的素质和水平才是最重要的。所以那时候我们把妇女学习导入到我们跳舞中间,怎么尊重我们男生,尊重我们男家长。

 

因为你会发现,男的在很大程度上对女的非常客气了,非常包容。包括我自己感觉,我受益在哪儿,我们这里有几个骨干,我们那时候天天白天晚上开会、活动,那男的非常支持。我去叫她们的时候,男的在那儿,明显的女的在洗衣服,他会说你赶紧走,衣服留下我洗,这不得了,老天爷,这个男的都给洗衣服了,这个让我们感动。其实我们女的怎么成长,那时候就变成了一种怎么尊重男的,这个变化还是有的,怎么平衡双方的一种尊重感。

 

因为那时候是以家庭为单位教育,我们就把那些夫妻关系好的,婆媳关系好的,家庭子女教育出大学生的,就把这些请出来做老师来讲。这个讲的过程就发现,其实女的这个角色在家里非常重要。这个女的一好,整个一个家庭关系就好了。

 

曾经北京有个老师过来说,郑冰,你老这样组织妇女学习,你怕不怕将来离婚的多,有这个担心?我说这是什么话,我们这个女的最需要的就是家庭和睦了,我们女的提升的目的不是为了离婚。他说你们看你们妇女成长,男的就不成长。那其实也是让我们思考了。

 

那时候很多男的都知道我们妇女学习,他们给我告状说,你不是规定你们女的不骂人吗,你看我老婆回家还骂我。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些互动,怎么提升,光我们妇女提升起来之后,怎么带男的一起成长,但我们不敢说我们女的教男的成长,今天这儿有这么多男的。我们说在尊重的基础上,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些妇女,聪明极了,她怎么帮助这个家庭成长的,她对男的那种办法多的不得了的。那啥办法呢,她就在家里说,男的辛苦,男的不容易,我天天就表扬,我们后来把这个变成我们现在整个学习的一个样板。在家里就鼓励,除了鼓励还是鼓励,你想骂你一个人待房里骂去,你不能在男的面前去骂,这个鼓励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效果。

 

当然我们很多男的喝酒,发酒疯,这个我们不客气。针对发酒疯的,喝了酒之后打老婆,我们也开过几次公开会,就是公开在培训班上或者开大会上,把借酒发疯的行为,非常不客气说,凡是谁再喝酒打老婆,我们要集合几十个人过去去和他讲理,因为我们人多。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些影响力的,但我们也没有集合几十个人去。曾经有过这个行为,但是因为有的女的就说我们两个人去就可以搞定,两个人去搞定了,她有的是办法,和男的沟通的办法,所以这个是怎么破除男尊女卑,做到公平。我们经常说男女要相互尊重,不能说谁高谁低,这是一个。

 

这里边说起来话长,有很多不正确的一些结论。比如,一说孝顺好像都是媳妇不孝顺,我们各村都有很多真人真事的例子。孝不孝顺绝对不是媳妇一个人的单方面;在农村,最容易把孝顺不孝顺作为衡量的一个标准。我们发现很多男的,动不动就说他的不孝顺是因为他老婆限制他,这种普遍现象对女的是极大的不公平。不公平在哪儿呢?你天天抽烟喝酒你老婆管你吗?你给你妈妈零花钱,我就不相信你老婆都管着你;你一年到头一分零花钱都不给你妈,我不相信这是媳妇管的不让你给。但他会把这个都当作是他老婆管得太紧,那你少抽一盒烟,十块钱给你老妈,不可以啊?这样的例子很多。当然我们坚决把婆媳关系公开化,这也是纠正一些家庭的错误的观念,所以这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些比较“不文明”的办法。

 

像婆媳关系它引发的是整个一个连带作用,一个小村几十户人家,它就有几个不孝顺的,也确实有一些刁女人,这种不孝顺会变成一种主导这个村的风气。像这个情况下,我们有个妇女骨干特别有办法,她会带着我们的一些妇女骨干编成小品,就在这个村演小品,演的小品就是家庭和睦和不孝顺的事,不点名的这些人就会脸上挂不住。不能把她错的当成她引以自豪的事,我们衡量孝顺不孝顺有很多方法,很多要纠正过来。很多人现在愿意到我们合作社找人给他说媳妇,说这里面的女的素质高,这是一个公开的说法。

 

跳舞中间我们有很多妇女闹矛盾,农村妇女人才多,是非也多,是非多了怎么办?我们那时候也没办法,就用学习的办法,组织妇女各种学习,辩论赛,讲普通话,我们当时觉着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组织妇女学习小组。当然,刚开始说学习的时候大家是不学的,学啥习,给钱吗。我们碰到的只要说学习就要钱,那时候我们和这个较量了一番。要钱干什么?要钱我儿子要上学,星期天回来要拿钱。那你供儿子上学干吗?我儿子上完大学就有出息,就能赚大钱。那我们觉着在农村有一些道理其实就像一层窗户纸,你把它捅破也就是一下子。所以几次较量,要钱的这些都是不讲道理的人,你学习给我交学费才对,你农闲明明在那儿打麻将,明明东长西短,你凭什么跟我要钱?而且我组织你学习,又不是在你农忙,耽误你农忙时间。这时候往往一个人能把这个方向给你掌握住,就集合一大堆人不讲理。只要能把这个人沟通到位,那这一堆人的方向立马就倒过来。

 

我们那时候就把这个学习变成了一种方法,纠正一些不好的。所以我们搞了一个辩论赛,比如说家庭矛盾,是媳妇的责任,还是婆婆的责任?盖楼房好还是盖平房好?发展农村是经济重要还是环境卫生重要?大家一辩说,有钱没钱还是环境卫生比较重要。通过辩论,大家抓住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共同认识到该怎么办。



(四)女性视角:在代际沟通之下的年轻人返乡路


2008年建立起来的专业合作社失败之后,蒲韩的妇女们经过反省,认为另一个困境就是社区缺乏年轻人。她们慢慢摸索出一套吸引年轻人返乡、培养年轻人做乡村服务的方法。

 


我们觉着发展农村不能没有年轻人,光靠中老年人还不行。但是那时候哪儿有青年人,都不在村里,我们就开始把自己的子女,凡是在这儿的中老年骨干,先把自己的子女先想办法往回引。社区的第一批年轻工作人员是核心骨干的子女。第二批是骨干成员子女的同龄人,有些工作人员就是他们的同学、朋友。另外,辅导员每个月都要入户,对社员家里的情况很了解,就介绍社员家里的人来这里工作。他们已经参与了联合社提供的各种服务,对社区的情况比较了解,工作之后能够很快适应。所以到现在,咱们这个团队113个全职人员里,80%以上都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而且他们关系非常丰富,母女的、夫妻的、妯娌的,整个是一个八杆子不着边的,一绕绕到一个亲戚关系网去了,这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一个特色。

 

到我们社区工作的人外流的并不多,很多都是工作3年以上的。选择离开社区的年轻人很多是因为要结婚。我们每个部门对辅导员的要求都不同,联合社的18个辅导员都是家庭生活稳定的妇女,城乡互动组的辅导员要和外面的人,特别是男人打交道,因此辅导员就都是男性,消费店的辅导员需要入户,所以18个人都是女性。

 

2009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又有两年时间想办法把青年人招回来。招回来他不种地不行。年轻人回来,年轻人和中年人搞不到一块去,总有一到两年磨合。我们那时候还是小教室,星期天是中年学习的空间,星期六是青年学习的空间,彼此在不同的空间学习理解对方,试图拉近中年人和青年人的融合。

 

这里我们发现,最重要的学问还是在家里,我们发现母子、母女,你在家里关系越来越好,也体现在工作上的合作越来越好。那我们在家里怎么来好,我们发现把代沟怎么缩小,非常重要,到现在我们都认为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家长总容易用家长的命令要求子女,但子女总容易叛逆,觉得你什么都不对,我们觉着要有一个中和点。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家长,她儿子24岁了,她要给他儿子买皮鞋,他儿子不愿意他妈买。我们觉着是人家都24岁了,你还不相信他,在这种小事上,我们提倡彼此尊重,让你儿子买鞋去,买回来看你满意不满意。儿子买了鞋回来,她说你看那么难看,她立马就给出这样的看法。在这些细小事上怎么让家庭里面缩短代沟,团队里面中年和青年的合作也是这个过程。

 

慢慢地年轻人回来了。青年们干活也不是单干,而是天不亮一堆人去干活,这时候他们把干活作为游戏一样。《合作社法》正好在2007年出来。我们2008年注册了28个合作社,我们让回来的年轻人一人跟进一个合作社,又规定一人一亩地,一人跟一个村,我们那时候叫三个一,年轻人通过三个一来锻炼。因为如果不种地,他根本谈不上尊重农民,尊重农民不是客气的一句话,尊重农民是真正从心里觉着农民不容易,农民辛苦,不是说我多给农民点钱就叫尊重农民。对农民好,是要发自内心对农民的好,一种地就立马觉着农民有多不容易。

 

年轻人一做合作社都想做公司,做企业,我说你能做出一个合作社,20户到150户,我们规定三年做出一个合作社来,你要把20户到150户沟通个遍,沟通一次又一次,建立信任关系,你才有做合作社的可能性。但是百人百姓啊,假如你不能和这几十户的农户沟通顺畅,你根本谈不上做合作社。所以我们就觉着历练年轻人和农民打交道的这个环节,重要的是在合作社和农户的沟通上。


蒲韩返乡女性的心声

 

近十年间,来蒲韩工作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而且很多是女性。问起在社区工作的感受,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性别友善的工作生活环境。


返乡妈妈:我原来在广州打工,也开过饭店。干的时间长了,回到家发现小孩子都不认识我了,躲在爷爷奶奶的背后看我,就不和我亲!我自己小时候,父母也在外面忙,也不远,一到礼拜天我就去见他们,每到礼拜天我就盼望着去看爸爸妈妈。现在我做父母了,我就希望能够陪在孩子身边,而且爸妈和公婆也都老了。在社区的生活也很好,老人有不倒翁照顾,小孩子有兴趣班。我希望能多为村里做点事情。别人不愿意做的,我们就做起来。

 

下岗女工:我原来在永济的纺织厂工作了14年,后来纺织厂倒闭了,我就下岗做了农民。农村空气好,时间也随便,不像在纺织厂的时候,有值班长一直催着你完成任务。我也爱农村。虽然在外面打工挣钱多些,但是在外面要租房子,什么都要花钱,一根葱一头蒜都要掏钱。但是在村里可以自种,还有邻居给你。社区的工资也不低,收入和支出平衡下来,在村里工作每个月能省下来的更多点。在社区工作还有外出学习的机会,能够开阔视野。

 

返乡学生:我原来在青岛上学,毕业之后在工厂找了一份工作,但是适应不了工厂的生活。回到家后,我对父母说自己不想出去工作了,父母说可以就近在永济找份工作。我和梁晓丽是同学,她告诉了我寨子村合作社的情况,在聊天时,我发现自己跟不上她说话的内容。想想也是,工厂的生活其实很单调、很封闭,让我对整个社会不了解。受到晓丽的影响,我来到社区应聘。在外面面试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仪表,那天我穿得很正式,到这里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的穿着很“另类“,这里的人其实穿得和生活里一样,很朴实。来到部门之后,我发现这里装修得很好,给人的感觉很舒服。我喜欢这里的环境,也喜欢现在的工作。

 

那时候社区里在种植有机棉花,辅导员每天都要到地里查看棉花,我也跟着一起去。小时候我就感觉收获的时候特别累,当时机械化不发达,父母都要自己动手,自己就想着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用机器收获。现在在社区里已经完全实现了。

 

城市女性:我是永济市里的人,从2010年开始在蒲韩农村社区工作。我读过一本书,书上说最好的工作是能让你赚两份工资,我现在的工作就是这样,既能挣到收入,又能够有精神收获。社区骨干们首先动员自己的孩子回乡,所以社区的第一批年轻工作人员是核心骨干的子女,郑老师的两个女儿都在这里工作,之后是子女的同龄人,有些工作人员就是他们的同学、朋友。辅导员每个月都要入户,对社员家里的情况很了解,就介绍社员家里的人来这里工作。他们已经参与了联合社提供的各种服务,对社区的情况比较了解,工作之后能够很快适应。我住在永济城里,是本村的人介绍到这里来的,自己也被郑老师和村里的环境所吸引。

 

我早上从永济坐车到这里,晚上还要回去。从永济来的路上我要转三次车,先让老公开车送我到车站,从公交车下车之后,还要坐同事的车来这里。虽然交通不太便利,但坐在公交车上我的心里是踏实的,觉得很开心。另外,社区为干事每月提供200元通讯补助和100元交通补助,每年还给工作人员两套工作服。


(五)红娘手工艺合作社:继承传统手工艺,利润透明零剥削


蒲韩社区寨子村手工坊的负责人、同时也是社区专职干事的牛淑琴大姐是2001年加入的合作社,在一次剪纸活动中发现很多老人剪纸的手艺特别好,于是提出应该成立一个手工坊好让老人的技术不会失传,她说,手工坊的目的不是为了挣多少钱,而是为了传承老艺人的手艺。


从淑琴大姐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妇女在文化传承中的倡导作用,并以手工艺连接起老人和孩子,老人有了尊严,孩子获得成长。

 


手工艺合作社起源于2003年冬天,那时协会开展了一次剪纸比赛,当时参加比赛的12名选手全是75岁以上的老人,协会的一群人觉得剪纸手艺会随着老人的去世而面临失传的危险。因此,2004年,寨子村的7名妇女每人凑了100元,开始向村里的老艺人学习剪纸和刺绣。2008年,手工坊联系了周围200名手工爱好者,组织起合作社,社员以入股的形式加入合作社,每个社员不超过5股。合作社起名为“红娘手工艺合作社”。现在合作社有265户社员。手工艺合作社将老人、妇女、儿童结合起来,组建了多种手工兴趣小组,并定期组织文化活动。

 


这265户社员分为53个小组,共有53个组长。此外,还有6个专职辅导员,这6个人,一个是牛大姐,负责整体工作,一个是入户辅导员(对接265户的辅导员),她俩负责在联合合作社收集信息(生活、日用品、资金互助、土壤改良等)。还有4个人,每个人负责10-13各村,各负责60-70户,提供的服务包括儿童教育和互动。 由于同一个小组的成员住得比较近,因此小组内的活动在农闲时非常频繁,对于解决产品质量、机器问题,调节妇女间的不愉快等起到很大作用。

 

参与合作社的妇女们喜欢做手工,而且做这个工作,她们还可以跟孩子在一块。妇女们平时做工作并不都在工作坊,但是动态课程和组织培训在工作坊进行。 牛大姐向我们介绍了传统手工织布流程,先是统一发放原材料,让妇女在家里做,做到一定工序然后拿回来检测质量,再拿回去继续做。这样反复多次,就做成了成品布。

 

第一批订单是2004来自北京的《农家女》杂志,第二批订单是2006来自香港的公平贸易。妇女拿的是计件工资,每道工序(步骤)的价格乘以件数就是妇女的总收入。而在确定每道工序的价格时,工作坊会考虑工序的复杂程度,越复杂越精细的工序,价格定越高,同时,由于有的妇女手快,有的手慢,所以多次试验,取出平均数,以供定每道工序价格时做参考。另外,老人和年轻人都是利用空闲时间绣一绣,工作时间不等,而像绣花狮子(鞋),70、80天才能绣好,因此计算起来工资会因人、因工而异。这样,每位妇女的年收入从一千到七八千不等。在结算工资时,快则一个月结算一次,迟则一个季度结算一次,报酬并不都是按照钱来结算,有的是按照日用品和粮食来结算。

 

社区里的老艺人共100个,手工坊的妇女所有学的手艺都是老艺人免费教的。牛大姐说也不能光是索取。因此,牛大姐她们就会嘱咐妇女们带一些东西去看望老人,如买点糖、水果、鸡蛋、大米等,集市上的包子、油糕给老人送一些。


刚开始年轻人啥也不会,就是在学习。实际上每个手工艺的花都不仅是花,而是有一个故事。开始都是老人给手工坊剪花,手工坊来绣花,后来妇女们觉得不能每次都找老人剪。于是,她们从打印店打花,但是又发现,花样子不能直接打印出来,否则绣花的时候,直接临摹后绣出的花样就会变形。因此她们就开始聘请人,教大家怎么画。到后来,她们又觉得不能只在家里画,于是开春的时候,看到杏花、桃花、樱花、山楂开放很多,社员们说我们去地里去画。这样她们就开始到外面写生。再后来,手工坊都是自己画了,每次的花样子都不一样,同时每次配色也不同,这次是这个色,下次是另一色,审美观也在变。现在社员们都是自己画、自己剪、自己绣,并常常总结这次做得好在哪里,不足在哪里。


社员们的作品


利润空间向社员全公开,不求数量求质量


每当有一笔订单到来,手工坊都要组织社员进行一次培训,培训中会告诉大家订单的来源、大家需要如何进行加工制作、加工成本及销售价格分别是多少,这样社员们就能清楚明白地知道每一个订单中间的利润比例是怎样的,做到利润空间透明化,从而得到社员的认可。此外,手工坊的财务全部归联合社统一管理,手工坊的开支需要向联合社申请,即每月根据订单计划,预算出购买原材料等所需的费用。预算需要要由总干事或部门负责人签字后方有效,方可进行开支。至于销售环节,手工坊成品的对外销售的价格是在成本的基础上加30%,对内部销售,则仅增加10%。订单售后所得会直接打手工坊在联合社财务部门中专门账户上。

 

在06、07、08年的时候,合作社接到了特别多的订单量,当时又正值农忙时间,因此社员们要加班才能够勉强完成订单。但是,家里的青年人反对老年人为了挣钱长时间赶工,累坏身体。订单大,不仅人疲劳,而且质量也下降。经过反思,没有质,量再大也是废品。于是,09年起合作社开始压缩订单,并加强质检,不盲目追求订单量。如今,按照牛大姐们的计划,外部的订单不会接特别多。她们发现,当地就有一个很大的订单量。当地嫁女儿,陪嫁就是十几个床单,孩子做满月时,也是一系列的布匹和产品需求。牛大姐说,要是一味为钱去做的话,质量就是一个问题,能把东西做好,对老艺人的手艺也是一个传承。妇女们在自己家里做的活计,回收到手工坊的时候是有标准的,例如,图案绣的不好的就不能用。

 

值得注意的是,手工坊从不给社员发奖金和红包。手工坊的盈余用于三八妇女节(手工坊基本是妇女)和中秋节、春节等节日时购买东西(如日用品、大米、蔬菜)来发放给社员。当我们问牛大姐,有没有人喜欢要钱而不要实物时,她的回答说,送的实物是根据妇女的需求而定的。符合农户需求的东西,农户是愿意要的。比如这户种树,但是没有种小麦,可以把面粉兑换给他家。有的农户不种植核桃,但种苹果,这样可以给社员发年货的时候发核桃。负责265户的辅导员已经方方面面了解了农户的需求,同时,53个小组长也已经把小组成员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例如,一位老人她现在干不动农活,将地承包给别人了,于是手工坊给老人送的是面、被子、床单,还给她一些零花钱。我们问牛大姐如果家里有孩子上学等急事,急需钱,可不可以直接都给钱。牛大姐说,因为联合社还给农户提供资金服务(信用互助),因此,农户可以免费贷2000块钱,3个月还,没有利息,所以手工坊就没有面临这样的压力。


技艺传承有利于改善家庭代际关系


手工坊经常组织技术培训、儿童教育、互动展示,还开展了夏令营、动态课堂、培训等大小活动。每月还组织展示、跳舞、老人故事等活动。小组会利用农闲时间交流问题,澄清彼此间的不愉快。这几年手工坊组织手工夏令营,不仅改变着妇女,而且教育了孩子。

 

家庭小作坊使家庭内部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劳动协作使得家里的三代人有了共同话题。没参加手工艺的时候,妇女在一块儿玩麻将、上网,孩子放学回家,妈妈一边对孩子说给你两块钱,你去买方便面吃,一边还教育孩子要好好学习,可是妈妈玩麻将、玩电脑,孩子如何能听妈妈的话呢。如果妈妈在家里做活,便对孩子有好的影响,即使孩子长大了,也会有好的回忆。当孩子也参与一些劳动,学习技艺时,能促进一家三代的关系。有一个例子,孩子从奶奶那里学会了拐线,告诉了妈妈,可是妈妈却连拐线是什么都不知道,孩子便笑话妈妈。从此以后,妈妈每天送孩子上学后,也来手工坊呆一个小时,学一点技术。在学习技艺的时候,孩子跟妈妈和奶奶都有一个话题。现在每星期六,有动态课堂,孩子们都有兴趣过来。在组织夏令营时,牛大姐她们还会培训老人,培训他们如何教孩子,培训老人教妇女和教孩子的区别在那里,这样可以更好地带动儿童的参与。

 

手工坊也发生过人员流失的例子,曾经有一位妇女喜欢做手工艺,觉得在这里挣不了钱,老公也在外面,她就出去在富士康工作了一年,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感受像机器人似的,就是一个动作不断重复,简直把人当奴隶。她的孩子正在上学,她把孩子放在家里,孩子与她就有了距离感。后来她跟她老公商量后就回来了,她现在也是片区干部。

 

参观过程中,我们看到手工坊的展厅里不仅有各种手工制品,还有展示的过去老人结婚时穿的衣服,小孩的棉衣服和满月时穿的衣服,手工坊办公室的墙上展示的是老人剪纸的照片及一些剪纸作品。牛大姐说,老人才是我们的宝贝,老人做剪纸和手工艺,一做几十年,老人还能讲出剪纸反映的许多中国传统文化故事,即使她们现在学,肯定也学不全了。手工坊还组织了厨艺班、心灵手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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