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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甘膦除草剂引发“非酒精性脂肪肝”:呼吁政府有所作为

2017-2-25 00:00

原作者: 侯怡 来自: 人民食物主权
食物主权按:
        一般人以为自己不会接触到除草剂,不会联想到含有草甘膦的除草剂会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相关,会与自己有关,最新研究报告恰恰揭示了这个关联。美国的大卫·舒伯特博士最近撰文介绍了这一研究发现,并以美国数据说明,草甘膦就在人们身边,在日常的食物链里。草甘膦在我国农药和除草剂中销售量最大,中国也是全球草甘膦最大生产国。全球各地禁绝草甘膦的呼声已经响起。如何改变?千里之行,始于关注!


非酒精性脂肪肝成为中国肝病的重要病因


在介绍最新研究发现之前,我们先认识一下“非酒精性脂肪肝”,这恐怕是大家不太注意到的国情。很多人知道脂肪肝往往与酗酒或肥胖等因素相关,但是“非酒精性脂肪肝”却是指与饮酒、肝炎病毒等无关的因素所引起的肝脏中甘油三酯与脂肪酸的过度堆积。在2016年「第三届中国国际肝病论坛」上,与会专家忧心忡忡地公布,脂肪肝已成为我国第一大肝病,在我国普通人群中发病率超过25-30%,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成为中国肝病的重要病因,成为诱发肝癌的致病因素。令人悲催的是,中国是肝癌大国,全世界一年新发生肝癌病人达81万,其中43万在中国,占全球发病率55%,死亡率的50%。[1]。


草甘膦、食物链、中国


因为最新研究发现涉及草甘膦除草剂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关联,那么让我们也来认识一下“农达”以及其中的核心成分草甘膦。

 

含有草甘膦成分的除草剂是我们地球上目前最广泛使用的除草剂,其中最著名的品牌是美国跨国公司孟山都的产品“农达”。自1974年以来,美国本土已经施用了16亿公斤的草甘膦,占全球总量(86亿公斤)的19%。1996年孟山都公司开发出耐受草甘膦的转基因种子,从此耐受草甘膦的转基因大豆种子和草甘膦除草剂捆绑使用。1996年以来,全球草甘膦的施用量增加了15倍。以2014年为例,美国每公顷(约15亩)农田就喷洒了1公斤草甘膦,同年全球的平均量是每公顷农田0.53公斤。[2]

 

中国农田喷洒草甘膦的施用量有多少?笔者没有查阅到,但是根据全国农技推广中心的信息,草甘膦是中国农药和除草剂中中销售量最大的品种。[3]


关于草甘膦在中国的普及情况、以及草甘膦在转基因大豆种植中的多重应用:农业部给出如下信息: [4]


       草甘膦于1985年在我国取得登记,批准使用在茶园、油菜田、甘蔗田、梨园、柑橘田、剑麻园、棉花田、水稻田、橡胶园、香蕉园、玉米田、苹果园、果园、林场、铁路、公路、防火隔离带、非耕地等田地的杂草防治。


       草甘膦在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种植中主要起到杀灭杂草的作用,并在大豆收获时作为脱叶剂使用,便于转基因大豆的机械化采收。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草甘膦进入中国百姓的食物链还有额外的渠道。你猜对了,通过海量的转基因大豆进口!自1996年我国成为大豆净进口国以来,大豆进口量逐年攀升,进口的大豆主要来自于美国和南美,是孟山都公司研发的耐受草甘膦的转基因大豆。2015年我国大豆约78%依赖进口,2016年中国大豆进口总量达8390万吨,又创新高,人均消费约64.5公斤的进口大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的大豆进口量在国际市场的占比,从2%一路飙升到63%。[5]

 

近年来,面对不断攀升的海量进口,不断有个人和团体、甚至有全国政协代表提案呼吁国家在“食品安全国标”中新增“草甘膦”在大豆和大豆制品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国标。2016年9月,在对政协提案的官方回复中,农业部承诺“随着我国进口大豆数量的增加,下一步,我部将通过监测进口大豆和国产大豆、豆油中草甘膦的残留量,按照我国居民大豆消费的数据进行膳食风险评估,在充分保障我国消费者健康和保护我国大豆产业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制定出大豆中的草甘膦限量标准。” 2016年11月4日,农业部公布《关于公开征求对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国家标准的意见函》。在2016年12月18日发布的《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最新国家安全标准里,却仍然没有针对大豆的草甘膦限量标准!农业部没有兑现其承诺。[6]

 

新世纪以来,海量转基因大豆进口是我国的巨大的事实,为何在“食品安全国标”中设立对大豆的“草甘膦”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就这么难、这么慢?新华国际曾刊文指出:“长期以来,孟山都及其资助和影响的媒体大肆宣传草甘膦低毒、无害,国内更有人公然叫嚣草甘膦对人体没有任何危险。更为恶劣的是,他们对草甘膦负面影响的科学研究进行打压和封杀。” [7] 孟山都的所作所为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是,农业部的作为又体现了什么立场呢?

 

今天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草甘膦生产国,而且也是全球最大的供应商。含草甘膦的农达原来是美国公司孟山都的专利产品,它是怎么进入中国的呢?2014年北京市民杨晓陆、李香珍、田香萍向农业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农业部公开孟山都在1988年向其申请农药登记时提交的有关的毒理学报告。毒理学报告到底如何描述草甘膦的毒性,使中国政府放心的呢?然而,农业部以涉及孟山都的“商业秘密”为由拒绝了市民的信息公开要求。

 

三位市民认为此事涉及全国人民的公共健康,农业部应该以公共利益为重。于是他们于2015年状告了农业部,继续要求信息公开。长期关注转基因安全问题的陈一文先生对《长江日报》表示:“孟山都1988年在中国为配方制剂除草剂农达申请‘农药登记’时,提交了一份毒理学动物试验报告,但从日期、签字到内容全部涉嫌伪造。”[8] 面对这样的指控,面对这样一起涉及全球跨国巨头名声的“农达草甘膦案件”,孟山都的沉默和低调格外地耐人寻味地。2016年法院驳回了北京市民希望其公开的孟山都文件的要求。因此,孟山都于1988年提交了什么样的毒理学报告,报告是否涉嫌伪造,至今仍是悬案。


草甘膦与非酒精性脂肪肝


言归正传,这一切与非酒精性脂肪肝有什么关系呢?

 

《自然》(Nature)旗下的《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最近发表了新的研究发现,极微量的农达能够在实验鼠身上导致非酒精性脂肪肝。实验鼠身上的农达浓度比大多数美国人身上的农达剂量要小很多。大约有三分之一得美国人患有非酒精性脂肪肝。虽然大多数人没有感觉出症状,非酒精性脂肪肝能够导致肝脏硬化、肝癌。而且令人警醒更是,与过去几十年相比,现在非酒精性脂肪肝更常祸害年轻人。自从1980年代以来,美国人口中肝癌的发病率涨了三倍。[9]

 

大卫·舒伯特(David Schubert)博士指出,在药品开发中,药品在临床使用前必须通过动物试验这一关,来测试药品的毒效。如果呈现毒效,那么药品就不能通过,不会获得批准。如果通过,那么一定要监察病人呈现的毒性症状,这些必须呈报政府的食物和药品监管局(FDA)。舒伯特博士评论说,我们希望同样的监察程序也应该用于对环境和民众影响广泛的农业化学品,可惜事实与愿望相悖。


大卫·舒伯特博士(Dr. David Schubert

 

在美国,理论上说,所有的农用化学品要遵从政府环保局(EPA)的守则,进行安全试验。但是事实上,这些试验是在生产厂家的指导下进行的,而不是在政府或第三方的监督下进行,而且并不公布于众。而且,在几乎所有的试验里,动物仅仅被施以某种活性成分,而不是被施以实际成分表里的混合化学成分。 

 

草甘膦是“农达”除草剂里的活性成分。它已经通过多种渠道进入我们的食物链。它不仅用来除草,而且在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的种植里广泛使用,由此进入我们的食物链。除此以外,它还通过谷类作物进入我们的环境和食物链。孟山都在全球推动许多非转基因作物收割前作为“干燥剂”喷洒草甘膦除草剂,造成非转基因小麦、燕麦、大麦、玉米等及其加工食品也有很高草甘膦残留。你不可能通过清洗的方式把草甘膦从喷洒过的作物中除去,这些作物包括转基因大豆、玉米,也包括喷洒过草甘膦的谷类作物。

 

世界卫生组织的癌症研究机构IARC已经确认草甘膦是很可能的致癌物(A2级)。 已经有众多独立科学家撰文指出它的毒性。

 

所以,除非用生态有机的方式生产,否则目前大多数食物中都极可能含有草甘膦。大多数美国人的血液和尿液中都很容易测出草甘膦。从公共健康角度来看,问题是人们体内存在的草甘膦是否值得担忧和关注,是否是公共健康的大事。那么,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新研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这项研究由英国的国王大学的罗宾·麦斯那格(Robin Mesnage)博士领头(King’s College, Robin Mesnage)。在他们的研究中,实验鼠被施以草甘膦的浓度极低,比政府允许的食物和饮用水中含有的草甘膦浓度还低1000倍,比大多数美国人身上的草甘膦浓度还低。然而这样极低量的草甘膦导致了实验鼠的肝脏出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所有的分子特征。假如某种药品在实验鼠身上导致了这样的毒性,美国FDA是不太可能批准这样的药品用于人类的。


罗宾·麦斯那格博士(Dr.Robin Mesnage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持续了两年,而不是向很多所谓的安全试验,匆匆三个月,在症状还没有机会充分体现前,安全试验已经完结。在这个研究里,实验鼠从出生后的第五个星期开始,此后生命周期的三分之二都在实验环境中,被施以草甘膦。同比,对美国中西部的幼儿检测发现,这些幼儿体内已经有较高程度的草甘膦,而且只要主流的农业生产方式不改变,周边的环境(包括水、空气)就不会改变,草甘膦污染就会伴随他们一生。 

 

目前草甘膦的形势很像二十世纪上半叶广泛使用的杀虫剂滴滴涕(DDT)。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科学家们发现DDT在环境中难以降解,它会积累在动物脂肪内。DDT的污染远达南极,连南极企鹅也不能幸免,企鹅的血液中也检测出DDT。鸟类体内如果含有DDT,则会导致产软壳蛋,不能孵化,越是处于食物链顶级的食肉鸟越是如此。DDT的污染导致了美国国鸟白头海雕几乎灭绝。

 

1962年,环保运动的先驱——美国科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其著作《寂静的春天》中认为,DDT进入食物链,很可能是导致一些食肉和食鱼的鸟接近灭绝的主要原因。因此从70年代后世界各国逐渐禁止生产和使用DDT。

 

今天草甘膦不仅对人类健康带来威胁,也毁坏生态环境,导致蜜蜂的死亡。阿根廷的科学研究证明,使用相当于农场实际剂量水平的草甘膦于蜜蜂身上,这就会影响昆虫的学习行为和短期记忆储存,使得蜜蜂的学习能力和记忆力都下降,直接影响到它们觅食的能力,还使它们难以记得回家的路,导致它们饿死,也导致蜂群解体。这又导致一系列的后果,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估计,100种作物贡献了全球90%食物供应,其中有71种作物需要通过蜜蜂传粉。[10]



民众禁绝草甘膦的运动已经在欧洲、北美、拉美各地兴起。今天元月,欧洲发起了禁绝草甘膦的民众动员。正如当年禁绝滴滴涕一样,人们会遭遇既得利益者的抵抗,也会遭遇政府部门的阻力,然而这些能比公众健康更重要吗?能比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更重要吗?虽任重道远,但这是99%人类的权益之所在!

 

因此,为了中国民众的公共健康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农业部应该兑现承诺,尽快制定出大豆中的草甘膦限量标准。同时,建议政府和公共健康科研单位对中国地面水、地下水、饮用水草甘膦残留、对养殖动物(猪、牛、羊)尿样草甘膦残留量、人类尿样草甘膦残留量以及对母乳草甘膦残留量,展开全国性普查。


相关注释


[1]以上信息来自:肝癌成中国人的特色癌 脂肪肝转肝癌比例变高,《家庭医生在线》,2016年12月3日,http://ganbing.familydoctor.com.cn/a/201611/1505778.html;非酒精性脂肪肝需重視,《每日头条》,2016年4月13日,https://kknews.cc/zh-hk/health/892vmg.html

 

[2]Charles M. Benbrook,Trends in glyphosate herbicide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lobally,Environmental Sciences Europe,2016 (28:3), https://enveurope.springeropen.com/articles/10.1186/s12302-016-0070-0

 

[3]“2016年:草甘膦仍将是需求量最大的农药产品”,CCM:Date and Business Intelligence, http://www.cnchemicals.com/Detail/Readonline.aspx?id=5179&type=n&cid=20879605191

 

[4]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0264号(农业水利类017号)提案答复摘要”,农业部网站,2016年9月28, http://www.moa.gov.cn/zwllm/tzgg/tz/201610/t20161008_5298235.htm

 

[5] “2016年12月份中国大豆进口创下年内新高”,黑龙江农业信息网,2017年1月16日,http://www.hljagri.gov.cn/ddw/fxyczx/201701/t20170116_703297.htm; 李禾,“加入世贸15年,大豆再次走到十字路口”,《科技日报》2017年1月3日,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17-01/03/content_359061.htm?div=0;Carl Zulauf ,“Soybeans,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Changing of the Guard?”, Farmdoc Daily, 2016年10月6日,http://farmdocdaily.illinois.edu/2016/10/soybeans-china-and-the-rest-of-the-world.html

 

[6]见注释【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2016年12月18日发布,http://www.chinapesticide.gov.cn/u/cms/www/201701/19165137icmx.pdf

 

[7]“含有草甘膦的转基因大豆严重危害人类健康”,新华国际,2013年8月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8/07/c_125130249.htm

 

[8]施磊,“转基因官司升级跨国版”,《长江日报》,2015年4月5日,http://www.changjiangtimes.com/2015/04/499805.html

 

[9]David Schubert, “Roundup: A new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 for liver disease,” GM Watch, 2017年1月29日,http://gmwatch.org/news/latest-news/17446-roundup-a-new-environmental-risk-factor-for-liver-disease


[10] Vicki Batts , “Study Shows Honeybees Are Starving Because Of Roundup”, Glyphosate News, 2016年6月27日, http://www.glyphosate.news/2016-06-27-study-shows-honeybees-are-starving-because-of-roundup.html; “蜜蜂为什么大量死亡?美国研究证实草甘膦危及蜜蜂的生存”, 源自第三世界网络,人民食物主权转载,http://www.shiwuzq.org/food/knowledge/gm/20141121/6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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