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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靖 | 产量越来越高,粮食就真的安全了吗?

2022-5-20 18:37

来自: 原创
导    语

民为国基,谷为国命,粮食安全一直是我国的重要议题。联合国农粮组织编写的《2021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表明,受新冠肺炎影响,粮食的不安全率暴增。截至2020年,世界上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11.9%(或约9.28亿)的人们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说明他们已没有粮食,甚至一整天吃不上东西)。反观我国,在政府宏观调控的资源配置下,粮食总量逐年上涨,稳固了粮食安全,使得疫情期间人们的粮食需求得到保障。但在曾经市场化浪潮的席卷下,也有过粮食价格低迷,农民“储量难”、“卖粮难”以及种植成本高于市场价格的困境,出现了粮食危机。

而在中国粮食安全的成功背后,是否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数字”的增长,即不断刺激的生产意味着粮食安全就愈发有保障吗?本文作者阐述了奢侈性需求和营养性需求两种粮食消费的类型,揭示了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社会病”。

正如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追求为生产而生产的“数字化逻辑”,使生产出的消费品(无论好坏)都被神圣化了。而其中一些具有危害性因素的消费品因其需求量大,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工作岗位,被赋予某种正当性,成为“积极”的因素。粮食中的奢侈性消费亦是如此,它不仅危害身体健康,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还易被错误地认为是“粮食安全”的一部分,并为此支付大量财政调节“奢侈产品”的价格。

作者告诉我们:在当下,关注粮食的使用价值,即它对人体营养需求的供应,重视粮食的生产者,即确保粮农的收入安全,避免从交换价值的角度思考问题,拒绝为资本的噱头提供便利性,才能发展生产潜力,节约财政资源,才是真正的“粮食安全”。

本文作者胡靖老师将于6月4日做客诚食讲座,继续和大家聊一聊粮食安全的问题。

作者|胡靖(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老师,主要研究农地制度、集体经济、粮食安全等问题。)
责编|侯笙
后台编辑|童话


2019年底,新冠疫情在全世界爆发以后,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立即凸显出来。疫情的爆发,使得全球粮食的供应链条变得越来越脆弱。传统的粮食出口国家收紧了出口,导致粮食价格飙升。而传统的粮食进口国,粮食贸易的风险逐渐放大,它们担心粮价的上涨,但更在庆幸还能买到粮食。

而14亿人的中国,正是因为把国内的粮食生产紧紧抓在自己手里,抓稳了“饭碗”,从而使得抗疫的进程有条不紊、从容不迫。粮食安全,显然成为了这场已经持续了两年多的疫情风暴中的定海神针。为此,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感谢那些在粮食安全领域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科学家和农民。

粮食安全,按照FAO的定义,一般的理解是保障每一个公民的粮食需求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够得到满足。为此,粮食自给率就成为了衡量粮食安全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自给率高,这意味着粮食安全比较稳定,不会受贸易的影响;自给率低,粮食安全就只能依赖贸易,就比较危险。这一指标通俗易懂、操作性强,但还是不够严谨、准确,而且容易导致政策的误解和财政资源的浪费。为此就需要一点辩证的思维。

2020 年世界饥饿人口半数以上(4.18 亿)生活在亚洲,三分之一以上(2.82 亿)生活在非洲 | 图片来源:粮农组织

我国自建国以后,对于粮食生产一直非常重视,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首次达到了40730.5万吨,由此开启了一个近20年的市场化改革过程。1996年,粮食产量登上新台阶50453.5万吨,1998年冲到51229.3万吨。但2003年产量下滑到只有43069.5万吨,5年时间产量减少了8159.8万吨,粮食安全出现了危机迹象。

这种情况迫使政府在2006年以后开始对粮食生产实行全面的“保护”和补贴,同时取消了农业税。从此以后,政府就不再纠结粮食生产应不应该补贴的经济学问题。在政府财政的强力支持下,2007年,粮食产量走出低谷,重回50160.3万吨。以后一路缓慢增长,2013年登上60193.8万吨的6亿吨新台阶,2020年继续增长到66949.2万吨。自此,中国粮食安全妥妥的牢固,完全可以从容面对国际市场。

2010-2020中国粮食产量变化图

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成功,证明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的确应该“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则。但这不是要一直刺激生产,要求产量越多越好。相反,粮食产量在达到一定的安全区间以后,就需要适可而止。此时价格杠杆、补贴杠杆就需要停止下来或转换方式。否则,长期鞭打13个粮食主产区的“快牛”,最后一定会累死“快牛”。

政府保障的粮食安全,或者说作为粮食安全的粮食,核心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的热量需求、营养需求,而不是其他。为此,就需要区分市场上粮食消费的两种性质,一是营养性需求,二是奢侈性需求。2003年,笔者在《入世与中国渐进式粮食安全》一书中曾经对此予以了严格的区分。二者之间当然有可能重叠,但是这种区分在粮食安全政策上,在粮食生产、储备的总量上仍然是可以分置的。而且这种分置可以提高财政的效率,从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比如,一个老百姓,购买了十斤面粉,他可以做馒头以果腹,也可以做包子、饺子以享受,他完全可以把营养性需求,以美食享受的方式展现出来。但奢侈性需求不是指这种情况,而是特指超过了营养性需求的为了满足口感、交际或某种特别的感官刺激的那部分脂肪、蛋白质、酒精的需求,这会消耗掉大量的粮食。比如白酒、啤酒、烤肉等的过度消费,这三种“食品”最容易刺激感官,产生奢侈性消费。

这可能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病。客观上看,奢侈性需求也是一种“日益增长的物资和文化的需求”,但是它的性质类似香烟的消费,需求量巨大,但不一定是健康、文明的消费,相反还可能导致消化道疾病、心血管疾病。在美国,粮食的奢侈性消费就非常普遍、非常典型,过量的肉类、酒类的消费,使得肥胖病非常普遍,这又进一步引发了公共医疗资源的畸形和浪费。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的难题,因为这种奢侈性需求本质上是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需求”,可以带来就业,可以带来税收,因此很难遏制。但它无疑是巨大的社会成本的付出,甚至威胁到农业的可持续性。

所以无论从消费文明的角度,还是财政效率的角度,政府都应该把奢侈性消费从粮食安全的范畴中剔除出去,从公共财政中剔除出去,由市场去自发调节。一些公民愿意拼酒、愿意每天都是“啤酒、烧烤、小龙虾”,就请支付市场的高价格。政府只需要盯住并保障老百姓的营养性、健康性消费就足够了。这才是粮食安全的本义。至于茅台酒是八千元1斤,还是两万元一瓶,政府都不用管,这不是粮食安全的内容。更不能假粮食安全用公帑去保障,相反还应该课以重税。

2018-2019年,中国肉类消费统计表|图片来源:知乎

为此,政府就需要调整粮食安全政策。在禁止“非农化”、“非粮化”,确保粮食生产安全的同时,聚焦营养性粮食的生产、储备和分配。

从数量上看,根据人的生理性需求,360~400公斤是粮食消费的分界线。按照360公斤的综合消费标准,一个公民一年的热量、蛋白质、脂肪、微量元素等的营养性需求基本可以得到满足。这当然也要因人而异,男性应该标准高一些,女性应该标准低一些。青壮应该高一些,老幼应该低一些。但在一个区域,若平均的综合消费超过了人均400公斤,则基本上就进入了奢侈性消费的区间,其营养性意义就是在边际递减,甚至为负。为此,政府就需要制定分置的粮食生产政策、流通政策和储备政策。

其中最重要的是粮食生产政策。粮食生产,可以以400公斤作为政策的基点。2021年我国有14.13亿人,未来10年,人口总量有可能突破15亿。400公斤标准,意味着我国只需要保障5.6~6亿吨的国内生产产量就完全可以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价格的波动不是问题。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城乡居民都要习惯粮价的适当波动,这是正常的现象。但是,粮食的资源生产潜力可以长期保持在6亿吨以上。“储粮于地”,就是要保障6亿吨以上的基本生产潜力,比如8亿吨左右的生产潜力。生产潜力,除了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还包括水利、良种、化肥、农机等生产资料的储备、准备。这是一种“引而不发”的状态。平常情况下,一些农业资源可以用于饲料作物、经济作物的生产,丰富市场的“菜篮子”。紧急情况下,一个季节的调整,就可以生产出至少6亿吨粮食,确保“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在营养性粮食的生产得到充分保障以后,超出400公斤标准的奢侈性粮食的生产和流通,如酿酒用的高粱、大麦和部分玉米、大豆等,可以放心地留给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去自发调节,政府可以监测,但不用干预。由此节约下来的财政资源,可以用于土壤修复、环境整治、水利建设、良种选育、农民培训等。所谓的“储粮于地”的“储”其实就是这一含义。

并且在粮食产量适当调减的同时,还可以抬高粮食价格、增加粮农收入。目前,小麦、水稻的收购价格、市场价格实在是太低了。今年5月11日,在广东,一斤稻谷的收购价韶关是1.6元/斤、惠州是1.61元/斤,还不如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河南是我国小麦生产的第一大省,5月11日,南阳小麦价格1.32元/斤,郑州上街区小麦价格1.73元/斤。这种情况下怎么指望粮农有“定心丸”呢?粮食安全,首先要让粮农收入“安全”。

所以,粮食产量并非是越多越好。粮食安全非常复杂,也非常特殊,在方法上需要辩证的思维、系统的思维。长远看,在国家粮食产量达到6亿吨以后,政府就应该从追求粮食产量的“大水漫灌”政策,逐渐转移为聚焦营养性粮食安全的“精准保障”政策,这是新的、必然的方向,也是科学的方向。

2022年5月11日,广州华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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