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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捐赠”的背后:跨国公司如何一步步卡住他国种业脖子

2021-9-25 13:54

原作者: 丹尼尔·麦吉 来自: 翻译原创
导  语

“谁控制住了种子,谁就控制住了整个食物系统。”

本文作者以种子为切入点,从“绿色革命”在印度和非洲引发的后果讲起,分析了几大农业公司如何通过构建专利和法律的壁垒从农民手中夺走种子,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加重了社会不平等。

作者呼吁,“是时候把种子交回农民手中了”——我们要关注和尊重自然和当地农民的知识体系,借助农业生态学的视角,努力实现公正且可持续的食品经济。

作者|丹尼尔·麦吉
翻译 | 假面生  于同
校对 | 侯牛
责编|守拙  惊雷
后台编辑|童话

正文

有人说,谁控制住了食物,谁就控制住了人民。但还有其他人补充说到,谁控制住了种子,谁就控制住了整个食物系统。跨国公司(MNC)之间竞相注册种子和基因遗传特征(包括DNA序列)的专利保护行为,导致了大公司通过国家和国际法律条文主宰着全球市场。

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了跨国公司主宰全球种子和基因遗传特性市场的时期。四家主要的大公司向全世界的大、小农户推广受到专利保护的生物技术。这一过程是塑造肯尼亚和世界其他地方食物生态系统的关键一步。

01、生物技术产业中的权力关系和角色

在过去三年期间,我们已经见证了跨国公司之间令人惊叹的合并和收购——杜邦(现在为Corteva)、孟山都(现在为拜耳)和先正达/中国化工,再加上巴斯夫(BASF)。目前,这些合并后的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种子和农药行业70%以上的市场份额。

上述跨国公司通过国家、政府及相关的全球组织——如WTO(世界贸易组织)和UPOV(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权力。它们实现了高度集中的市场占有份额和影响力、资本的积累以及前所未有的规模经济。大规模经济导致了普通人难以继承种子和基因的遗传资源,甚至将这种继承权彻底剥夺。目前,农业领域的所谓生物技术创新活动被称作“绿色革命”(更流行的说法是“基因革命”)。

通常,绿色革命意味着大规模采用创新的农业研究和各种技术,包括旨在提高农业产量的生物技术。在绿色革命之中,人们广泛采用新的高产品种,而且这些高产品种往往必须配套机械化、大量用水、昂贵的灌溉基础设施、杀虫剂,还有化肥。这样一来,绿色革命有效地将农业和种植业系统转变为工业体系。种子是绿色革命的关键构成部分。它们是创建大规模生物经济,并通过国家和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实施专利和育种者权利保护的第一个门户。

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图片来源:wordfoodprize.org

更大规模的绿色革命是由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发起的。在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资助下,博洛格协助开发了高产抗虫矮秆小麦品种。在印度,绿色革命最初是由农业科学家M.S.斯瓦米纳坦(M.S.Swaminathan)领导的。他因引进博洛格的矮杆小麦和水稻而被誉为印度的“绿色革命之父”。绿色革命带来的影响之一便是使小麦和玉米的产量翻了一番,但其他粮食作物(譬如当地的水稻、高粱、小米和豆类)的产量却下降了。这导致了本土粮食品种以及其他多样性的品种的减产甚至灭绝。

多年以来,种子生物技术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模式。随着印度人民摄入越来越多缺乏营养的小麦和大米,印度的饮食多样性已经难以为继。研究表明,白小麦和精细大米饮食(简单碳水化合物、低蛋白)永久性地取代了传统的粗粮谷物(复合碳水化合物、高蛋白),并带来肥胖和营养不良等后果。超重人口(BMI>25)已成为公共卫生领域新的挑战,而这一现象在拥有大量土地的家庭中最明显,特别是在高投入的农业地区。

在非洲,第一次绿色革命失败了,重新启动的努力正在进行。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GRA)成立于2006年,目的是为数百万小农家庭带来高产农业种植实践和生物技术。比尔·盖茨长期关注计算机和技术变革。他对大数据和生物技术可能为非洲农业带来新的革命力量也非常感兴趣。因此,比尔·盖茨通过比尔—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与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在内的合作伙伴一起向总部设在内罗毕的非洲绿色革命联盟注入了超过10亿美金。

令农业企业巨头感到高兴的是,绿色革命意味着扩大使用新的生物技术种子、化肥、农药,当然还有灌溉基础设施以及相关的机械化设施。为了确保新的种子技术能够被更大规模使用,比尔·盖茨还向非洲农业技术基金会(AATF)、非洲种子贸易协会、肯尼亚种子贸易商协会和私营公司等实体公司提供了大量资金,旨在影响和加速肯尼亚农业政策和法规的改革,从而进一步扩大农业商业化。

盖茨基金会与世界银行一起资助、支持当地利益相关者进行游说和倡导改革,以消除农业领域内政策、法律和法规的“障碍”,它们将这个过程称之为“农业经营赋能”(EBA)。投资者密切关注各国的年度排名,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英国国际开发部(DfID)和其他双边捐助者也利用这一排名来指导它们的融资计划。因此,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推动了放松监管的竞赛。为了跻身“营商”最佳执行者之列,贫穷国家的政府竞相改革自己国家的农业法。生物技术的游说团体也密切关注着肯尼亚政府在上述各个竞赛中的排名和表现。

02、技术本身就是种子

种子带有遗传基因特征或DNA序列,控制它们的育种专家或者公司宣称对其具有专利权。技术既存在于种子之中,技术本身也是种子。通过管理协议,农民购买种子,承诺她(他)们只是生物技术的承租人,而不是所有者,并在签名处签字。这样一来,她(他)们就无法培育该种子以供来年使用,而是必须购买新种子;她(他)们也不能储存种子、把种子给予他人,甚至不能出售收获的种子。如若种子使用者不遵守这些条款,便是触犯了国家和国际法。这意味着,一旦国家决定依赖生物技术基因种子,跨国公司就能有效地控制食物生态系统。实际上,这种做法意味着一个国家粮食主权的丧失以及对农民使用种子权力的滥用(包括在家庭层面的使用种子的权力)。

不幸的是,跨国种子公司经常通过“慷慨捐赠”,针对性地用其专利的杂交种子取代本土种子,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几个季度之后,农户买不到其它可替代的种子,只能购买受专利保护的杂交种子。

最近在肯尼亚推出的杂交棉花品种就是这样。被称为第一代生物技术作物的Bt杂交品种,承诺不再需要对特定种类的昆虫喷洒杀虫剂。这样一来,杂交种子专利持有人就提高了自己的市场占有份额和利润。另一种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使拜耳公司的除草剂销量大幅度增加,从而稳固了其市场主导地位。一旦这些作物在市场和食物生态系统中站稳脚跟,而其他公司没有替代性产品与其竞争,农民就会面临严峻的挑战。肯尼亚和印度一样类似,拜耳—马海科公司(Mahyco)拥有绝对的权力和市场占有权,而且这种局面是由当地政府在缺少公众讨论的背景下促成的。

第一代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往往由私营部门提供资金资助。而与此不同,第二代生物技术作物的研究,重点关注农民所期待的种子特性,大部分研究由公私合作提供资助。抗病毒的木薯和甘薯以及乌干达的转基因香蕉,是前一类的候选品种,这被视为跨国公司在比尔盖茨等慈善资本家的帮助下试图修复其公众形象的一次尝试。这些生物技术作物是营养繁殖的(不是通过种子繁殖的),不适合传统的植物育种方式,因此也就为转基因方法提供了机会。关键是,营养繁殖也意味着农民不需要每年重新购买种子。这些第二代生物技术作物对食物生态系统产生何种影响尚未确定。农业中的第二代转基因生物包括用于生产药品、燃料与工业化合物的“功能性”植物。这些新的生物技术能否在肯尼亚的食物生态系统中发挥作用尚且存疑。

03、绿色革命在肯尼亚食物系统中的未来

在印度,1967年推出了绿色革命的技术,抗矮秆和抗锈病的小麦品种也同时问世。效果立竿见影,意义非凡,仅三年后,博洛格就获得了197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增加粮食供应,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据称,他挽救了十亿人,使他们免于饥饿。

图片来源:africanarguments.org

在非洲,新绿色革命启动至今已有15年之久。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GRA)承诺,到2020年,它将使2000万小农的收入翻一番,同时将20个非洲国家的粮食缺额减半。但塔夫茨大学的研究发现,在13个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的主要目标国家中,生产率、收入或人民粮食保障并没有显著提高的迹象,相反,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的绿色革命模式似乎将要日落西山。2013年至2015年间,非洲绿色革命联盟和国际玉米与小麦改良中心(CIMMYT)为肯尼亚农民发放了至少25种节水耐旱玉米杂交种(WEMA)。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像在印度推广杂交水稻时那么明显的神奇的产量增长。尽管肯尼亚已广泛使用这些人工种子、杀虫剂、化肥和拖拉机,绿色革命在肯尼亚粮食经济中收效甚微。

为什么在非洲搞绿色革命会如此困难?既然有非洲绿色革命联盟提供项目资金,将一套绿色革命技术打包好了,游说非洲各国政府制定政策、调整市场结构以支持其应用和运行;而肯尼亚已经率先为促进经营农业为这些生物技术打开了大门,这样做的效果也赢得了捐助者与合作伙伴们的赞誉。那么还需要准备什么条件?将拜耳的Bt昆虫毒素基因附加到耐旱的WEMA(现在的TELA)性状上,会是肯尼亚绿色(玉米)革命的开始吗?恐怕不是。也无法指望肯尼亚人会突然改变他们在现代形成的饮食习惯,开始食用人工木薯——这种木薯不是为了高产,而是为了抗病毒。

图片来源:the elephant.info

新的一波针对“新的基因改造技术”的吹捧,认为其将带来第三代转基因生物。新的基因改造技术包括使用各种工具(如特殊酶)进行基因组编辑,切割、修复甚至将新的基因片段导入活的食物生物体的DNA。这种技术似乎是符合科学想象的,据生物技术的支持者们说,人们将能够从花生的DNA中删除过敏性状,制造出无乳糖的牛奶来满足乳糖不耐受人群。这些转基因技术经过2019冠状病毒疫苗(mRNA介导)的检验,已经准备好要借抗病毒木薯一举攻进肯尼亚和乌干达的食物生态系统中。值得注意的是,假如有人试图抵制这项转基因技术,将会受到不容置疑、直截了当的提醒:这项转基因技术也被用于疫苗,以保护我们免受冠状病毒及其相关病毒感染。而事实上,疫苗是在全球公共紧急命令下发布的,新的转基因技术跳过了许多重要的安全风险评估。

1967年,博洛格的种子确实缓解了粮食短缺,哪怕这种缓解只是暂时的。但它无法消除贫困,反而会雪上加霜——高产种子需要昂贵的化肥和更多的水。绿色革命在印度造成了农村贫困、债务增加、社会不平等以及大量农民流离失所的情况。

那么,为确保肯尼亚有一个公正和公平的食物体系,我们要做些什么?在肯尼亚,绿色革命的前进方向在哪里?目前看来,众多专家与技术人员拥有充分的空间和资源,可以利用各种现代生物技术实现肯尼亚的食物保障,但成果究竟如何尚未可知。也许是时候止损,摆脱基于工业原则的“工业-农业”模式了。气候变化对肯尼亚农民来说可不是一个好消息,而研究人员想要长久地克服这种独特的恶劣气候给农业带来的压力,却一直无法拿出可靠的生物技术来。也许是时候让我们请出另一门科学了——农业生态学,它关注自然和当地农民的知识体系。

农业生态学鼓励我们通过农场作物和品种多样性建立恢复力。我们应避免种植单株作物,以减少病虫害。农民和推广人员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同一个农场种植适应当地的混合玉米品种,会自发产生抵抗诸如茎蛀虫和秋季粘虫等害虫的能力——这与转基因Bt玉米的试图实现的效果是一样的。农场上的多样性是存活的关键。种子具有的特性越多——抗旱性、早熟倾向——它们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就越强。仅仅依靠少数几个品种则会处于劣势,更糟糕的是还要向这些粮食品种的专有者无休止地支付使用费,损害了农场的粮食主权。

农业生态学鼓励捍卫农民的自然权利,并要求按照2010年宪法的规定,重新商榷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农民有权种植种子以获取食物或谋求生计;他们理应能够自由地保存、进一步开发、销售甚至在文化认许的情况下赠送种植材料。政府应该站在保护农民权利的最前沿,而不是在农民和农业投入提供者之间制造扭曲的权力关系。

良好的农业生态实践进一步要求尽快转向当地粮食生产和短供应链,同时把重心放在鼓励道德消费主义的当地粮食自给上。

目前迫切需要审查、改革并重组联合国农业食品机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对食物系统中的穷人和弱势群体负责。粮农组织(FAO)和国际农业研究协商小组(CGIAR)已经从世界银行和盖茨基金会获得资金,试图引导科研和政策,优先将更多生物技术引入食物系统中来。2021年9月将举行2021年联合国粮食系统首脑会议,阿涅斯·卡里巴塔(Agnes Kalibata)博士作为非洲绿色革命联盟主席兼国际肥料发展中心董事会成员,已被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特使。这标志着该首脑会议将是另一场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换取跨国公司和农业综合企业利益的会议。

是时候把种子交回农民手中了。我们要切记,掌握种子的人才会掌握食物系统。如果肯尼亚要恢复对粮食系统的掌控并重申对农业的主权,不受公司影响的公民们必须站在粮食系统重组的最前沿。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公正且可持续的食品经济,而不受生物技术公司管理者的戕害。

本文是大象食品版系列(The Elephant Food Edition Series)的一部分,该系列与食物之路倡议(RTFI)合作完成。文章中表达的观点不一定是RTFI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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