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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关于按劳分配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为什么从此入手可以拆解整座社会主义的制度 ...

2021-2-26 15:15

原作者: 老田
导语

按劳分配的过程中,谁来决定劳动量的多少?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政治权力的两级分化就在这一问题中显现出来了。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监管,必然会导致管理公正性的不足。然而在过去,关于此问题的争论都是在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框架下展开的,根基不对,自然大厦不稳。

笔者认为解决政治权力两极分化问题的出路,是通过私有领域公共化,让被管理者参与到监管过程当中,降低监管成本,兼容多数人公正性要求。

作者|老田
责编 | 喀秋莎
后台编辑|童话


按劳分配作为一种分配手段,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内涵,经济内涵中间的“等量劳动相交换”是一种容易得到被管理者赞成的“合理方案”,这个自下而上的赞同很容易实现一个功能性的作用——成为论证垄断管理权的合法化手段和意识形态策略。其政治内容则是一种政治权力方面的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可以把另外一部分人视为劳动工具进行效率级别评定,然后独断地施加激励或者控制等管理措施。这样一来,政治的两极分化就内在地明确了——一部分掌握管理权另外一部分人被动接受管理措施的控制,而管理权得到被管理者接受或者认同的路径,就是“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外观。

只要劳动者丧失政治视野,简单同意了多干活多拿钱的公平性,就潜在地肯定了要接受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力去监督和评价你的工作成果了,那么,对于政治两极分化的认同就建立起来了。当然,幻想还可能包括“管理权的公正性”内容。问题在于:在信息成本和监督执行成本均不为零的现实世界里,管理成本支付意愿,会远远低于公正性所要求的高成本门槛。所以,资本家为了节约管理成本,管理权永远只能够停留在专断的粗暴水平上,管理权的公正永远也只能够停留在口头上。最廉价的公正性目标追求,不可能在少数专职管理人员垄断管理权的条件下获得,只可能存在于管理权公共化进程中间,透过这个私人领域公共化的方案,激发劳动者的广泛参与,可以节约海量的管理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从而使得相关成本大幅度下降,使之最后能够兼容多数人公正性要求的那个门槛水平。

图片来源:毛泽东思想网

所以,少数专职管理者通过各种手段去管理多数人的方案,一直为毛泽东所竭力反对。1960年3月,他提出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的对照,否定了苏共在工厂内部的管理权实践,更早的时候他就在内部批评过斯大林过度高估干部和技术的作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政见,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拿掉了这个基石,这个制度就不能够运作良好,最后也就不可能生存了。临终前,毛泽东回顾中共高层的政见分歧,两大不同政见最受他本人重视:合作化的时候党内就有人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邓小平主政之后,于光远等人写文章说“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这是不承认其政治内涵,尤其是不承认相关政治内涵的非社会主义指向。当然,其目的最终是要瓦解毛时代的管理权运作方式——私人领域公共化——这恰好是从三湾改编到鞍钢宪法所要肯定的革命精神遗产。最终果然真的走向了文革期间的那个著名预言:刘邓就是要背叛毛主席革命路线。

于光远 | 图片来源:人民网

后来的演变说明:只要是终结了私人领域公共化的革命路线,被管理者对于管理目标的认同就会顷刻崩溃,自愿努力水平下降到难于接受的低水平。同时,基于管理权垄断的强制性权力上升,在国企的历史和记忆网络中间是无法完成的,无论如何改革去强化管理权和弱化被管理者的地位,强制性努力水平的上升,在一个具体的熟人社会中间很难达成目标,最后必然走向产权私有和恢复雇佣劳动制。

改革最终恢复雇佣劳动制,邓在1979年开了个头,朱镕基在二十年后收了个尾。在公有制企业中间改掉私人领域公共化的管理方式,等同于彻底毁坏了公有制企业得以生存的政治和思想条件。那个开头就决定了这个结尾,选定这样的改革方向,肯定要开启一个公有制自取灭亡的末日之门。

毛时代,关于公有制必需的政治和思想条件方面的争论,是放置在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框架下展开争论的,核心不在于等量劳动相交换的问题,而在建基于其上的政治两极分化——这体现在管理权垄断基础上的等级制或者物质刺激的回归,而这将会彻底毁坏公有制运作的基础规则。故,1969年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讲话中间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1]

图片来源:韶山毛泽东图书馆

官场和企业中间很多人不自觉地跟着刘少奇走,喜欢搞搞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毛断言这些最终肯定会导致最后的复辟。毛泽东说到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所蕴含的转变契机或者内在逻辑,似乎可以与大卫·科兹他们那个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相关理论进行对照思考。在这个SSA理论中间有关积累需要的各种制度丛结,劳动力雇佣制度以及服务于利润的生产目标等,都可以从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的扩张中间内在地打捞出来,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目前还没有看到有人做出学术梳理。

从资产阶级法权内在理路和“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判断,以及“建设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治现状出发,毛泽东让周总理请人撰写的政论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1975)文章中间,更是准确预见到了后来的“复辟三步走战略”:先扩大资产级法权、然后把公有制变成一个空壳再化公为私、第三步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公知们对于社会上普遍的“政治不认同”的刻意经营,及其对于普世价值和资本的吹捧,都服务于第三步战略——建设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需要。

更为奇葩的是,当年紧跟于光远写文章狠批毛泽东的冯兰瑞等人,她自己后来就是沿着那篇文章预言的“三步走战略”,一路去现身说法并验证自己论敌预言的。她自己写文章说:最初拼命捍卫按劳分配,后来主张各种要素都参与分配了,最后走向主张建立劳动力市场按照市场价格确立工资水平,那就完全不是按劳分配了。然后她本人走向彻底的公知化,现在还经常写文章上网言说她本人完全不懂的所谓宪政民主了,开始公开吁求一个完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了。

从经济基础内部必须的政治条件和思想条件出发,重建政治两极分化就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釜底抽薪之举。正是从这个关键领域,才能够看清楚如何拆解一个制度的核心支柱,使得整座制度大厦失去支撑,并由此准确预见未来的复辟派必定会走的三步走战略。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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