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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去政治化”与日常生活的阵地战:从《我的诗篇》预映式谈起

2020-11-16 09:40

原作者: 高明 来自: 本文原刊于《人间思想》(台湾)第14期,由公众号“文艺批评”授权转载
导语

我们会分析认为女工邬霞对于吊带裙的喜爱以及她企图摆脱工人身份专业从事写作的愿望恐怕是受到了“个人奋斗”、“成功学”等虚假意识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从情感联结入手,我们首先要做的反而不是理论化地“揭露本质”,更不是失望与指责,而是要承认,邬霞的这份喜爱与个人追求中,包涵了朴素合理的部分。哪个女孩不希望自己焕发出青春的美丽?谁不希望自己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与认可?这些不正指向彻底的解放和自由么?更何况,邬霞还要养家糊口,还要为生病的父亲挣医疗费。

扪心自问,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自己,也并没有纯粹到哪里去。我们或许不迷恋吊带裙,也早已靠写作吃饭,但是着迷的可能只是符号形式不同而性质相同的事物罢了。关键在于,如何在日常生活的互动共事中,一起来发现、肯定他们身上本就已存在的美,展现他们的美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并一起探讨,为什么我们不能只是满足于个人的脱离苦海,因为出问题的不是“当工人要进行体力劳动”这件事本身。是我们身处的氛围在压抑着人身上的美,把本真的贬低为丑陋的,却用虚假的东西来包装那劳动质朴的美丽。

本文原刊于《人间思想》(台湾)第14期,由公众号“文艺批评”授权转载,感谢“文艺批评”和本文作者高明对人民食物主权的支持!


“我的诗篇”这一集工人诗歌的编纂、出版、朗诵推广,以及工人诗歌纪录片的拍摄、推广于一体的文化生产活动(下文简称“诗篇”)自2014年开始就引来了不同程度的关注。

本文首先对“诗篇”纪录片预映式这一文化生产过程进行分析,揭示其中的问题,并希望从这些问题引申开来,指出当下中国社会再政治化的两个困境,从而尝试提出左翼知识分子[1]应对困境的实践策略。

“诗篇”预映式活动中的问题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当下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势。批评相对容易,而“又能怎么样呢?”才最为棘手,也是这个时代最迫切需要的。

1、“去政治化”的阶级叙述:《我的诗篇》预映式

随着第十八届上海电影节的开幕,“诗篇”纪录片的运作活动走向顶峰。作为文化生产过程的“诗篇”在当下中国的社会中铺陈开来,将资本家、知识分子、工人、媒体与观众(抑或市民)都卷入其中,组织成一幅奇特的文化局势图。它所带来的冲击让人不得不直面中国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严峻局势。

还是要从那个值得玩味的预映式说起。红地毯、礼品包、蓝领巾、“华董会”入会仪式、老板们朗诵工人诗歌、观影、交流七个环节构成了预映式的全过程。当来到预映式的现场——上海电影博物馆时,首先扑入眼帘的是白裙飘飘的礼仪小姐、大幅签字海报和红地毯。高端冷艳的氛围让我不由地自检着装。当然,这并不是说,工人诗篇没有资格得到这样的礼遇,可问题在于,只有用“高端冷艳”的形式才能表达对工人诗篇的重视么?工人盖好的摩天大楼,工人自己住得进去么?工人盖好的影剧院,工人使用的频率又是多少?预映式的观影者里,又有多少是工人呢?环顾左右,参加观影会的大多数来宾都衣着光鲜。身处这样的场域中,除了心生一丝尴尬之外,我竟然也有了些飘飘然的感觉。不知道打工诗人邬霞在走过电影节红地毯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又有多少人能在面对自己也沾光的繁华面前放弃心动,看透本质?

草草在海报上签完字后,领了一包礼品,打开一看,除了面包和矿泉水之外,还有一本精制的小册子。原以为是节目册,结果是“绿城黄浦湾”的房地产广告,骄傲地宣扬资本的力量——是工人诗篇的广告赞助商么?在预映式接下来的环节里,资本摆出友好姿态主动与工人牵手的仪式环环相扣,让人惊叹不已。

第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颁奖典礼

这样的“接合”所带来的怪异感觉让人不得不重新反思霍尔、拉克劳等前辈们的阐述。当工人想以“接合”的方式利用资本以获得文化生存权、发展权乃至领导权的空间时,最终到底是哪一方占据了主导权呢?当“接合”是如此轻而易举地被对立面拿来使用的时候,我们是否该重新审视这一策略的内在问题?资本家兼“诗篇”文化生产活动的总策划师吴晓波在《打工女诗人邬霞和她的吊带裙》一文中写道:

一年来的经历告诉我,如果没有吴飞跃、秦晓宇的全力投入,不会有纪录电影《我的诗篇》的诞生,如果没有银天下、爱奇艺及华董会等企业家组织的参与,数百万的拍摄经费完全无从着落,甚至电影节上的三次展映会绝不可能‘全部售罄’。[2]

在写这句话之前,他无奈地表示,当有人责问资产阶级借“诗篇”利用了工人阶级的时候,他无从回答,他只摆出事实。他话中的真实性折射出资产阶级成功“接合”工人文化的原因:“接合”的成功并非取决于偶然因素,在“诗篇”文化主导权的归属上,经济的“最后决定”力得以充分展现。也正如卢卡奇所言:

由于资产阶级实际上力求按照自己的利益把整个社会组织起来,并且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它就必须创立一种能自圆其说的关于经济、国家和社会等等的学说。[3]

预映式每一节内容的安排,都在进行着去政治化的阶级叙述。一边去政治化,一边顺利地将资产阶级价值与工人的生活与未来毫无违和地衔接在一起,生成一套试图代表社会各阶级的整体“学说”,尤其要使工人的意识从属于这套意识形态。

走入剧院,我又被礼仪小姐拦了下来,每一位入场者都会被戴上一条蓝领巾,经由礼仪小姐那温柔的手。预映式比规定时间晚了一个小时,开场后主持人解释了一番,我才明白,主办方用蓝领巾象征工人阶级,让每一位与会者戴上蓝领巾,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在不明就里的时候,也成为了这一资产阶级“行为艺术”的帮衬者、参与者。

宣布预映式开始之后,依旧不是播放纪录片,用“蓝领巾”开启的“仪式”远未结束,“华董会”新成员的入会典礼紧随其后。还记得么?也是吴晓波自己说的:银天下、爱奇艺、腾讯以及华董会这些金融资本、媒介产业资本、工商业资本界里的大咖们是“诗篇”的帮助者。对于华董会而言,吴晓波又是当仁不让的组织者,优秀的笔杆子、代言人。他在“华董会”微信公号发布的《上海:企业家阶层与我们的时代》这一“宣言”中写道:“中国的有产者,从无到有,甚至在历史的舞台上消失过一段时间,但现在我们又回来了,又站在了闪光灯下。”

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今时今日才又再次登上历史舞台的,但是,吴晓波的这一席话恐怕倒是第一次公开且明确地表达了当代中国资产阶级的自觉意识。于是,戴着蓝领巾、作为工人阶级一分子的钢琴家、投资公司董事长、金融研究院院长、资深媒体人纷纷上台亮相,庄严地宣告加入“华董会”,与此同时,主持人准确地把握着时机说道:他们代表了菁英、财富与智慧。吊诡的“接合”再次发生:戴着蓝领巾自称作为工人阶级一分子的大企业家们加入了他们自己的组织华董会,集体彰显自己“菁英、财富和智慧”的地位。

《我的诗篇》纪录片海报

他们身后的大银幕上写着:“用历史温故,以思想抵抗;结盟同好,不偏不党。”中国的大有产者们在闪光灯下骄傲地站立成一排,自觉地宣告自己的归来。

“用历史温故”,可以让他们接续“民国范儿”的民族资产阶级优良传统,这一点早已在近几年来的大众流行文化中全面开花了。

“以思想抵抗”,抵抗什么呢?政治强权吧,这也是大众买账的逻辑起点,在后面的纪录片中也有所表示。

“结盟同好”,不就是“华董会”么。

“不偏不党”这句亦真亦幻,他们不仅代表自己,也想代表工人阶级,摆出兼顾各阶级利益的姿态,促使自己的价值普遍化,深入人心。

“华董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但是,借助商会的形式,借壳还魂,也未尝没有空间。此外,华董会还有一个“丰裕人生”的追求,这个精神层面的追求在朗诵工人诗歌中得到了满足。

入会典礼之后,仍然不是影片放映,而是大资本家们一起朗诵工人的诗篇!真是高潮迭起,妙招不断。在《工人诗歌与两种工业经验》[4]一文中,张慧瑜指出,国企老工人与新工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断裂。体现在诗歌上,老工人的诗歌中的集体意识与集体感在新工人的诗歌中所剩无几。在新工人的诗歌中,对于苦痛的感知,对于异化的控诉,更多的是以个体化的方式来表达的。是的,工人的诗歌尚未体现出一个阶级的自为意识。恰恰是这一点,工人诗歌为人道主义的诠释和资本家的借用打开了方便之门。

杨敏在“腾讯文化”上发表的《工人如何用诗歌反映这个时代?》一文中的最末处说道:“马行认为,工人诗歌的出路在哪?只需扔掉一个‘工’字,直接面对‘人’,面对生命和灵魂。”扔掉“工”,多好的出路啊,扔掉之后,工人的诗歌成为普世的文化财富,面对生命和灵魂,而无需探讨资本与僱佣劳动之间的关系。资本家也是人,也可以吟诵,也可以借以表达自己的生命与灵魂。诗歌承载人类情感,而人类情感是相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共鸣呢?戴上蓝领巾且能深情朗诵工人诗歌的老板是好菁英。“普世”的诗歌里闪烁着的不屈服于命运的“理想”光芒,正好满足了“华董会”追求以思想和精神为核心的“丰裕人生”的要求。

在这个过程中,“阶级”的内涵被置换了,工人阶级成为了一个不需要在生产关系中形成的范畴,它自顾自地存在,不必有资本这个对立面。“工人阶级”被剥夺、被漠视缺席、被低俗化——依旧是吴晓波语,然而,剥夺、漠视和将工人阶级低俗化的这个主语,却也在“诗篇”生产“工人阶级”的同时,空置了。这样一来,资本家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替工人呼喊的好心人,并用控诉、呼喊来转移注意力,取消对工人遭受剥夺之根源的追究。当“阶级”距离“阶级政治”如此之近的时候,竟然依旧失之交臂!

在预映式之外,《我的诗篇》的导演秦晓宇并非没有直接面对过劳资矛盾。郑小琼在《给我血汗钱,我们毫无惧色地跪着》[5]一文中记录了《我的诗篇》摄制组在北京地铁通道里遭遇工人讨薪的事情。令人费解的是,摄制组究竟是如何看待欠薪老板与吴晓波、银天下、华董会诸位之间的关系的呢?我只能推测认为,或许他们觉得,资本家也分好人坏人吧,欠薪老板不是个东西,吴晓波他们是关怀工人、帮扶工人的好人。这不禁让人想起前两年周立波在“中国梦想秀”中对工友们的劝解:这个世界上有坏老板也有好老板,你们要感恩好老板。

“诗篇”生产了没有矛盾对立的工人阶级。这一事实让我们不得不再一次严肃地面对马克思身后的历史情势[6]:阶级斗争不会自然而然地激化。当代的“日常生活”可以将生活的整全割裂成如此毫不相干的碎片,让人们接受,资本家可以分裂为截然不同的两类人:文化场域里助人为乐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资本家,以及生产过程中资本的人格化身。而事实上,也只有通过这类表面的分割,才能将彼此分裂的部分以巩固资本增殖的逻辑为目标,重新凝结在一起。

安东尼·葛兰西著 陈越译《现代君主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

在《我的诗篇》纪录片中,一面是工人阶级对立面的空置与错置,一面是对工人阶级内涵置换后的重新建构,这是同一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面向。

影片由充鸭绒工吉克阿优、流水线工乌鸟鸟、爆破工陈年喜、制衣工邬霞、煤矿工老井与富士康流水线工人许立志这六位工人的六个故事组成。按照导演吴飞跃的话来说,希望以这六位工人的经历展现“工人阶级”的整体面貌。然而,观看完整部影片之后,才发现工人阶级的整体性并不建基于阶级意识的集体觉悟,我们所熟悉的“励志型叙事”可以轻而易举地抽去阶级对立,代之以通俗易懂的悲情、挣扎,以及在逆境中保持坚强与向上之心的真实情节。这样的“阶级建构”让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帮助顺理成章,而那些奠定基调的形容词也可以用来表征资产阶级的奋斗史,实现情感的无缝对接。

影片拍得很认真,揪住了工人个体的经历、体验与思想,有血有泪,有苦难有奋斗,有美好的期许,有对面容模糊的所谓“社会”的控诉——在煤矿工老井的故事里——但就是没有矛盾对立。这一点非常隐蔽,隐蔽在工人们灰色的生活现实里,被控制在一个很好的限度之内,不用再追问工人苦痛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在陈年喜的那段故事里,有这样一个镜头,他唱起了一段戏文,讲的是捕获贪官,让人隐隐约约地猜测到所指涉的对立面。于是,那个“以思想抵抗”的对立面似乎浮出了水面,逻辑简单而又符合大众的口味,“官僚资本”中的官僚再一次为资本做了掩护。

六个各不相同但同样悲痛的故事的背后是六个彼此分开,没有联系的工人。他们被赋予的未来是:保持自身的坚强,遇到像“华董会”那样的社会财富群体、社会菁英人士,获得帮助,以帮助者的价值观为指导,奔向个人奋斗、读书上进与创业成功之路。于是,他们也即“我们”,“我们”以帮助者的身份为他们画一个未来的希望,让他们渴望通过读书和创业,摆脱掉无能的工人的身份来成为“我们”。至于是否真的能成为“我们”,这不属于讨论的范畴。“我的诗篇”究竟是谁的诗篇?似乎有了答案。这一点在观影之后的交流环节中也得到了印证。

汪晖著 《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

有一位三十来岁的观众举手发言说:

我大概是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在广东汕头打工,我看了这部电影我的眼睛确实湿润了很多次。

我以前也想过,我们作为农民工里面的年轻人,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怀揣着梦想。我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啊,算是童工吧,我自己在思考,出路在哪里。我站在这个工地的楼顶上,然后(看到)城里面的小孩儿,看他们背着书包,而我自己浑身上下都是泥灰,我思考我应该干什么。当时我是跟着亲人在打工,我就想我在这个城市里,我如果离开了我的亲人,我能不能生存下来?我就不断思考,然后过了大概一、两年的时间,把一切工地上的手艺都学会了,然后自己觉得我还是得回去再去念书。

作为我们父母的一代,他们一直在以农民工这样的身份在城市里面打工,因为他们也看不到任何希望,但是我觉得,作为年轻人,可能他一定要有梦想,这个梦想就跟这些朋友一样,他们通过写诗达成梦想,我们必须思考,人生的未来在哪里。我今天特别想说几句。我自己呢,后面念了大学,现在做了设计师,依然在创业,在互联网创业的大潮中。[7] 

主持人:“你的故事非常励志,我们希望更多的工人朋友都听到。”

从常理来说,几乎每个人都渴望成为此类故事的主角,从学理来说,向民众敞开一个向上晋升的通道,是一个社会具备平等、自由等良好质量的标志。然而,除非中国完全抛弃工业与服务业,我们每个人才有可能不做工人与服务员,都去写字楼上班,或者在文化创意产业里当老板。难道所有的建筑业工人都能通过读书摆脱工人身份,实现当老板的梦想么?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做有尊严的工人!这个目标,资本可以帮忙么?

华董会的一位新成员问吴晓波和吴飞跃:

四十年前我们比他们惨,比他们糟⋯⋯作为经济学家,作为一个导演,你们如何能够通过你们的镜头,让工人们能够真的看到阳光,看到未来?

这位忘记了历史条件的不同,忘记了四十年前的贫富差距不可与当下的贫富差距同日而语的老板问出了一个好问题。

吴晓波回答道:

我觉得刚才那位年轻人的经历就表达了是有可能的。我记得1986年来上海当大学生的时候,有很多农村里的人来到上海,到了黄浦江边跳下去,自杀了。他们认为说他们农村的生活离上海的生活实在太远了,根本不可能改变他们的生命。今天,农村的跑到上海来,他们会像刚才那个小伙子一样说我要去读书,我要去改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新的可能性。当然,这需要我们所有人,今天来的(在场的各位的)帮助。[8] 

吴晓波例举了八十年代工友跳江的历史,却不提富士康十三连跳的今事。个人奋斗、向上攀爬、获得帮助、取得成功,似乎成为了资本家与工人的共识。既有的强大意识形态在“诗篇”的预映式中巩固,缺乏对另一种超脱现实逻辑的未来的想象,是当下僱佣劳动者面临的共同困境。

艾瑞克·霍布斯邦著 郑明萱译《极端的年代》,中信出版社出版

导演吴飞跃说,诗人乌鸟鸟求职的那个片段体现了荒诞的部分。我不知道他所谓的荒诞是否与我所想的一致。

乌鸟鸟在招聘会上,向用人单位介绍自己:我会写诗歌,如果你们有内刊的话,我可以做内刊编辑,另外,我也会开物流用车,当司机也可以。而招聘负责人大多好言相劝,要么让他以挣钱为目的衡量某个工作是否适合自己,要么从企业用人的角度出发,让他放弃太过虚幻的诗歌,以用人单位的用工要求来界定自己的应聘方向。

这一段故事放完,紧随其后的就是北京工友之家的一首歌《生活就是一场战斗》:“你要意志坚定不怕牺牲⋯⋯聚在一起是一团火”。歌词配合的是乌鸟鸟孤单的身影,还有众多工人辛勤劳作的场景。那么,为何而牺牲,因何而聚在一起呢?这些片段的衔接,是鼓励乌鸟鸟为了生存要意志坚定,吃苦耐劳,不要怕求职失败,不要害怕在工作的艰辛中牺牲,还是引导工人们看清自己的无穷力量,勇于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这里,多元化、后现代的各种解释都可以趁虚而入了。

在影片的后半段,许立志的家人失声痛哭,老父亲伤痛地惋惜,写诗是以前传统社会文人做的事,写诗写得好,可以做官,但是现在写什么诗呢?写诗有什么用呢?许立志的哥哥说,我们都很关心立志,也经常和他说,如果有不开心的话,就和我们说,实在坚持不下去就不要干了,回家。家人们说,许立志太过内向,不懂得如何处理生活中的困难,这样的性格造成了悲剧。立志的哥哥坐船,将立志的骨灰洒向了大海。在骨灰落入水中散开的时候,镜头切换为乌鸟鸟新生的孩子呱呱落地,似乎预示着一个生命虽然逝去,但另一个生命诞生,工人的未来依旧光明。乌鸟鸟寄语他的孩子:

希望你以后可以好好做人,好好读书,以后可以考上好的大学,不至于像你爸爸一样,没有实力,永远只能做一个工人,也赚不了多少钱。我希望你能通过你的努力,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有一个很好的未来,获得很好的生活。

隐约出现过的社会性问题最终连不清晰的抽象面容也被擦去了,以个人奋斗和读书来摆脱工人身份的幻象再一次成功补位。

2、再政治化的困难

然而,如果仅仅认为工人诗歌只是被资产阶级利用了,那么这样的判断也太过于简单和苛刻了。“诗篇”去政治化的阶级叙述体现了寻找、重构阶级政治话语的现实困难,同时也包含了更多的复杂层面,比如,被遮蔽掉的工人的实际力量与潜在力量。

首先,工人诗歌文化生产的再政治化面临两个层面的困难。虽然“诗篇”走上了上海电影节的红地毯,但是就连吴晓波也悻悻然地在上述“吊带裙”一文中说,在电影节开幕式上备受关注的依然是李易峰等一线红星,工人诗篇远远不如娱乐文化吸引眼球。资产阶级敏锐地发现了工人,在工人形成阶级自觉之前棋先一着,介入到了工人文化的塑造中来,而同为雇佣劳动的其他社会阶级则对“诗篇”的出现视而不见。

同为雇佣劳动的城市白领恐怕暂时难以将自身的命运与工人联系在一起。[9]如果他们尚不构成工人团结的主要对象,那么在工人内部,技术工与小工,制造业工人与服务业工友,也存在重重的隔阂。当中国工人通过近二十年的斗争,以血肉之躯艰难地为自己争取到法律与社会保障方面的点滴权益时,制造业的渐次转移也随之开始,资本流向劳动力更加便宜的地区,[10]地域和国界的限制再次成为工人联合的障碍。

2014年,外出打工的工友有2.74亿,2013年的数字是2.69亿,[11]来上海打工的人数总量每年都有所增加。[12]而我在调研中却发现,无论国营酒店还是私人饭店,永远人手短缺,招聘启事从年初挂到年尾。打工人数总量的上升似乎并未缓解人手的短缺,工友的流动性每年递增。频繁地更换工作是顺应了资本流动性,还是工友们以脚投票的体现?对于很多工友来说,他们似乎只是把在这家店里遭遇到的困难与迷茫推迟延宕,带入到下一家店去。越来越大的流动性对于工友的团结与组织来说不啻为一个严重的障碍。在资本灵活积累的时代,这一障碍恐怕并非工人独有,而为各类雇佣劳动者共同面对。

保罗·弗莱雷著 《被压迫者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华董会的表述中,资产阶级明确地表示,要上溯历史,继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传统。而当下的中国工人呢?当资产阶级民国范儿实与流行文化合谋,一点儿也不缺社会接受基础的时候,社会主义工人传统却是失语和断裂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地方保守性将老工人与新工人分割开来,而更为严重的是,在调研中我发现,我接触到的新工人,不仅难以记得社会主义时期工农当家作主的传统,就连父辈们经历过的收容遣送历史对他们来说也是陌生的。北京工友之家的负责人孙恒说:“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未来。”没有工人阶级的历史,也就不存在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历史不仅要活在打工博物馆里,更要活在工人的心里。

中国工人从未坐以待毙,罢工、集体谈判等抗议资方盘剥争取劳工权益的行动体现了他们坚韧不拔、团结一致的集体精神,而富士康十三连跳,许立志、周建容的自杀则是悲壮个体无声的吶喊与控诉。然而,这些个人的与集体的行动,究竟意味着自由主义范畴中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还是阶级政治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甚至是否只是最为朴素的,走投无路后的唯一选择?无论如何,阶级政治的重建,工人文化的整体再政治化仍然处于进行时,须整合工人阶级在横向和纵向上的碎片,此处正是各派力量介入、争夺的空隙。横向上的碎片化指的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工人之间存在的隔膜,纵向是指工人阶级历史的书写与确立,并在当代工人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今天没有可能用一种叙事的形态,用一个吸引人的叙事的形态,去讲述一个完全颠覆资本主义的未来想象。”[13]这是中国工人再政治化的第二个困难。在“诗篇”的整个文化生产过程中,如果没有工人,没有北京工友之家,没有知识分子,只有资本家的“帮助”,“诗篇”也不可能在几个主要纸媒与门户网站上得到宣传与关注。然而“诗篇”去政治化的阶级叙述正基于这样一种合作模式:一端是受尽压迫渴望表达的工人,一端是功成名就寻找精神升华的“财富群体”,中间是知识分子的过渡衔接。秦晓宇和吴飞跃这两位导演成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纽带。正因有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过渡,缓和了资本与工人直接“牵手”的怪诞感。吴晓波也有着无可替代的位置,身为总策划的他脚跨两界,既是一位知名的文化人,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诗篇”文化活动的主体本应是工人,理应由工人和工人的组织,也即类似北京工友之家这样的组织来把握“诗篇”文化生产的基调和方向。但是,在“诗篇”到达流通和宣传的顶峰之时,界定其基调的主体却依然是资产阶级。其实一点也不意外。文化领导权依然在资产阶级手中,他们掌握了最终的释意权和传播的渠道,即便他们这次大胆地以工人的诗篇作为材料,却始终不改巩固自身霸权的目标。

清醒地看,当下中国的大部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资源是由谁占据的?难道是富士康的工人与左翼知识分子?谁有那样大的能量足以动员起各大视频网站与媒体关注?又是谁能获得跻身上海电影节的资格?当我们多追问几句的时候,事情就不言自明了。“财富群体”的“帮助”与这几十年来的资本积累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于是,在资产阶级定下基调的“诗篇”纪录片里,我们看到,北京工友之家被列在了鸣谢单里,同样被列在其中的,还有参加众筹捐款的无数民众。“鸣谢单”这样的位置恰到好处,既不喧宾夺主,又能锦上添花,向世人彰显,资产阶级不是孤家寡人,是能调动民众的领导者。 

北京工友之家大本营: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这是“去政治化的阶级叙述”中最为根本的两难境地。工人诗歌是工人的文化成果,体现了工人对于他们所处的生产、生活现实的思考,潜在的具有孕育阶级政治的可能性。然而,占据文化资本和文化传播渠道的却是资产阶级,工人的诗歌经由他们的发起、策划、制片和推广,才有了进入聚光灯下的途径,同时也以放下政治对立作为代价。如果要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传递给更多的劳动者激起他们的反思,那么在目前的情势下则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但妥协到什么程度属于合适呢?这又是一个艰难的问题。如果坚守清晰的敌我划分,将敌我矛盾公开化、政治化,那么终究会“曲异和寡”,难以获得大规模的传播,甚至会被扼杀于襁褓之中。正如布洛维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有资本给社会其它阶级许下经济、文化、政治的承诺,工人所占据的位置却没有先天的承诺优势,虽然工人的解放本身具有普世性。[14]

困难的罗列似乎推导出悲观的情绪。恰恰相反,左翼知识分子应面对困难,“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15]。这一次,资产阶级借着工人阶级的光,高尚了一把。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历史依然在重演──他们正在创造自己的掘墓人,不仅在生产关系上,更在社会与文化层面。历史情势的出现总不会外在于政治经济规律,但其发生又总是在意料之外。当“工人阶级”这个词汇在学术界的一些场合里仍属于敏感词语的时候,是资产阶级毫无忌惮地公开叫出了“工人阶级”的名字——工人们,你们知道么?他们要对你们好,是因为他们不安了,下意识地,害怕了![16]

领导权成为事实的前提,就是需要顾及将被施加领导权的那些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就是需要通过妥协形成某种平衡,换言之,就是需要领导集团做出某些牺牲,带上经济——社团的性质。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牺牲和妥协不能触及根本问题,因为,只要领导权是伦理——政治的,那么它就不能不是经济的,而它的基础也就不能不是领导集团在经济活动的决定性领域所行使的决定性职能。[17] 

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资产阶级在拉拢其他阶级的时候做出不触及根本问题的妥协,而对于工人阶级与左翼知识分子来说,却正要利用这一妥协所带来的空间,推进对社会的进一步改造,将这一狭小空间的底线推出界外。

3、再政治化的土壤

我们(左翼知识分子)不满于“诗篇”当中由资产阶级为工人指出的“成功学”之路,那么我们与工人一起,能勾画并践行出另一种道路吗?当工人借助主流的文化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时,工人的声音常会或多或少地被处于霸权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扭曲。为了真正地树立起自己的文化领导权,工人阶级必须在资产阶级假意让步的空隙中发展出相对独立的话语、渠道、平台乃至经济模式。如果说自20世纪初叶至20世纪六十年代末,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民族解放等目标的主要革命方式是通过长期的组织与运动从而夺取国家政权,那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日常生活中以阵地战的方式改变日常生活的逻辑,或许可以作为对社会生活进行再政治化,反抗剥削压迫从而实现解放的新途径。[18] 

麦克·布洛维著 《公共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20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资本主义灵活积累的方式逐步取代了福利国家制度,渗透进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日常生活结构。这种每日重复再生的日常生活结构由细碎的专业主义、消费主义和商品化的手法构成,规范着生产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将整全的人规训、简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附庸。[19]

左翼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进而探索再政治化之路的一个可能性存在于:在日常生活中尝试对“日常生活”进行翻转。这里所说的“翻转”并非照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情境主义”者行为艺术的做法,[20]而是从日常生活的内容安排入手,对日常生活的逻辑进行颠覆和重建。简而言之,就是左翼知识分子须和工人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产生交互共事的内容。通俗来说就是希望左翼知识分子除了做工作、家庭上的必要安排之外,将消费主义的逛街购物时间,无甚意义的开会出差时间,以及其他可以想得到的时间转而用在与工人的交往上,与工人一起互相走入彼此的生活、工作空间,进行真正的相互了解与共同行动。

这一新时期的阵地战有助于重新锻造左翼知识分子的有机性。左翼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并非只是一个伦理问题,更是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戴锦华曾一语中的:

面对这个全新的结构性的情境,如果对于你来说左派不是一个标签而是有实际的、实践的理论意义的话,你必须重新定义你自己。[21]

“重新定义你自己”直指当代左翼知识分子的内在属性,这一内在属性的重新锻造须在实践与理论的双重意义上进行。那么如何进行呢?倡导“被压迫者教育学”的弗莱雷曾尤其强调,革命领袖或知识分子和被压迫者一起反抗时,“在……一起”这一姿态和行动的重要性。[22]

这样的阵地战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在日常生活的交互共事中,重新培育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情感联结,知识分子避免仅以理论话语介入工人的生产和生活。 

知识分子的错误在于,相信人们能够在没有理解、甚至在没有感情和没有热情的情况下去认识(不仅认识自身,而且还有认识对象)。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的错误在于相信,即使和人民-民族分开来,就是说,没有感觉到人民的基本热情,没有理解他们并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解释和证明他们,并把他们和历史的法则以及科学而融贯地精心构筑的更高的世界观——就是说知识——辩证地联结起来,知识分子也能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纯粹的迂夫子)。人民不能在没有这种热情,没有知识分子和人民-民族之间的这种情感联结的情况下,去创造政治——历史。[23] 

知识分子与工人要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与联结,可以改造自己完全从属于消费主义的那部分生活方式,将自己与工人的生活内容做部分的叠交。这样的做法其本质也是以实际行动扭转日常生活专业化分工将不同的群体区隔开来,去组织化,分别服务于资本积累的逻辑。在交互共事甚至同甘共苦的过程中,会产生碰撞和矛盾,但也会慢慢形成情感连带。工人会逐渐明白知识分子究竟为什么而来,他们会分清虚情还是假意,是别有用心还是同路人。而知识分子也会慢慢理解工人的情感和需要,学会怎样把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通俗的语言和工人交流。

雷蒙·威廉斯著 《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译林出版社出版

比如,我们会分析认为女工邬霞对于吊带裙的喜爱以及她企图摆脱工人身份专业从事写作的愿望恐怕是受到了“个人奋斗”、“成功学”等虚假意识的影响,[24]但是,如果我们从情感联结入手,我们首先要做的反而不是理论化地“揭露本质”,更不是失望与指责,而是要承认,邬霞的这份喜爱与个人追求中,包涵了朴素合理的部分。哪个女孩不希望自己焕发出青春的美丽?谁不希望自己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与认可?这些不正指向彻底的解放和自由么?更何况,邬霞还要养家糊口,还要为生病的父亲挣医疗费。

扪心自问,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自己,也并没有纯粹到哪里去。我们或许不迷恋吊带裙,也早已靠写作吃饭,但是着迷的可能只是符号形式不同而性质相同的事物罢了。关键在于,如何在日常生活的互动共事中,一起来发现、肯定他们身上本就已存在的美,展现他们的美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并一起探讨,为什么我们不能只是满足于个人的脱离苦海,因为出问题的不是“当工人要进行体力劳动”这件事本身。是我们身处的氛围在压抑着人身上的美,把本真的贬低为丑陋的,却用虚假的东西来包装那劳动质朴的美丽。

这就涉及到阵地战的第二个方面,知识分子与工人的有机结合将会推动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新方式。

这里的知识生产并非指哲学式的、“应然”层面的逻辑推演,而是界定现实情势,提出解决方案的知识,与弗莱雷所说的“生成主题”属于同一种类型。这样的知识能够克服符号化的干瘪指认,重新揭示被理论宏大架构遮盖了的经验的复杂与灵动。要形成这样的知识,面对面的交流共事比大众传播式的呼吁更为扎实可靠。

比如,“诗篇”的文化生产过程并未因“诗篇”纪录片的诞生而结束,工人与左翼劳工组织的价值取向虽然无法在电影节和主要报刊网站上广为传播,但会在更为日常的传播渠道和教育平台上显示出绵延不断的生命力。劳工社会组织可以继续围绕“诗篇”展开观影与讨论会。在不断学习、思考、讨论工人诗歌作品以及《我的诗篇》纪录片的过程中,我相信,不同于去政治化的阶级叙述的知识会在工人中间创造出来,这也是左翼知识分子可以贡献力量的地方——不在资产阶级毕露锋芒处与之相争,而是深入阵地,实实在在地和工人们一起摘下资产阶级的面具,厘清问题所在。

在日常生活的阵地战中,我们还会遇到很多秉持小资产阶级自由派理念的知识分子和实践者,有的是浪漫的环保主义者,有的是激进的公民权利倡导者,有的是温和的传统文化热爱者。

中国大陆经过了八十年代的思想开放,再到九十年代更为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取向,知识界也几经震荡,对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历史以及九十年代之后的当代中国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各种思潮层出不穷,占领不同的头脑,产生各种分歧,走上了不同的道路。[25]

左翼的阵地战实践以目前的力量来说尚无法领导其他社会实践,我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应争取小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理解和同情,起码不与之为敌。真诚的自由主义者如果要彻底地实现自由主义的话,无法绕过如何保护并最终实现工人阶级利益的问题。资产阶级负担不起真正的自由民主,历史也证明,民主和自由在19世纪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奠定反而为工人运动开辟了空间,资产阶级只能使用高压手段,掐灭工人阶级革命的火焰。[26]

然而,日常生活的阵地战如果不涉及经济斗争与生产关系的变革,仅在文化层面进行斗争和建构的话,又仅满足于和自由派携手同路一段的话,不免要落入雷蒙·威廉斯所说的渐进主义的末路。[27]很多替代性经济模式,翻转生产关系的经济斗争已经以“挖资本主义的墙角”的方式开始。社区货币、合作社、团结经济、以劳动换食宿的在地经济等模式星罗棋布,虽无法完全阻隔自身与外部市场经济乃至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关联,但却在努力培育平等互助可持续经济的内生力量。[28]

在早已告别了20世纪六十年代的今天,日常生活的阵地战可能没有特定的战斗号角,也没有振臂一呼向前冲锋的激烈豪迈,它要求我们耐心地,甚至是隐忍以行地,参与到每时每刻每分每秒的斗争与改造中去。然而,它依旧是伟大的召唤,或许是针对“去政治化”的历史情势最为可行的方式。 

注   释

* 本文的最终改定得益于和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郭春林老师、朱善杰老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吴畅畅老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石力月、冷嘉老师,某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叶忠林之间的日常交流与探讨。在此向他们表达衷心的感谢!

1、本文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界定「左翼」:反对新自由主义,质疑公民权的普世价值,与劳动者站在一起。

2、 吴晓波(2015)〈打工女诗人邬霞和她的吊带裙〉,原载于「吴晓波频道」,转引自新工人网,http://www.xingongren21.com/show_18243.htm。

3、 卢卡奇·捷尔吉(1996)《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页123。

4、 张慧瑜(2015)〈工人诗歌与两种工业经验〉,原载于「破土网」,转引自「微头条」, http://www.wtoutiao.com/p/lb2hsq.html。

5、 郑小琼(2015)〈给我血汗钱,我们毫无惧色地跪着〉,见「我的诗篇」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6d06dd60102w5gc.html。

6、 对于「情势」的解释可参考安东尼.葛兰西(2006)《现代君主论》(陈越译),上海:上海世纪,页59-63。

7、 这段引文是现场录音的逐字誊写。

8、 这段引文是对吴晓波现场发言录音的逐字誊写。

9、 汪晖(2014)〈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中阐述了消费意义上的城市新穷人与生产意义上的新工人之间的隔膜,原载于《开放时代》第6期,转引自http://www.opentimes.cn/bencandy.php?fid=378&aid=1849。另见保罗·弗莱雷(2014)《被压迫者教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页23。

10、 近年来因工厂搬迁而产生的劳资矛盾越来越多,比如,可参考「凤凰网」专题,http://tech.ifeng.com/it/special/daigongchangbanqian/。

11、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3与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

12、 见2011至2014年的《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十三:「人口和就业」》所示,外来常住人口的增长超过自然增长率,http://www.stats-sh.gov.cn/sjfb/201202/239488.html,http://www.stats-sh.gov.cn/sjfb/201302/253153.html,http://www.stats-sh.gov.cn/sjfb/201402/267416.html,
http://www.stats-sh.gov.cn/sjfb/201502/277392.html。
可惜没有找到更为详细的数据,区分外来常住人口中的白领与工人。

13、 戴锦华(2015)「数码转型与历史坍塌」讲座发言,2015年10月29日,上海师范大学文苑楼。

14、 见麦克·布洛维(2007)〈走向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安东尼.葛兰西与卡尔.波兰尼的互补合一〉(任政译),收于麦克.布洛维着《公共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页245。

15、 戴锦华(2015)〈叩问六○年代〉,载《热风学术》第九辑,上海:上海人民,页116。

16、 感谢清华大学冯象老师对这段末尾文字的修改。

17、 同注6,页38。

18、 对于革命运动的历史梳理,可参考Immanuel Wallerstein, “Antisystemic Movements: History and Dilemmas,” in @Transforming the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World-System@.ed. Samir Amin, Giovanni Arrighi, Andre Gunder Frank,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0), 13-53.

19、 关于「日常生活」,可参考Henry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 Sacha Rabinovitch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20、 关于「情境主义」,可参考Ben Highmore,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002), 137-142.

21、 同注14。

22、 保罗.弗莱雷(2014)《被压迫者教育学》,同注9,页28、29、99。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传统中也蕴含着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方法,延安根据地和「群众路线」正是这样的宝贵经验,本文暂不做展开。

23、 安东尼.葛兰西(2000)《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333。

24、 张小葵(2015)〈谁能帮邬霞「逃离」工厂?〉,原载于《宝安日报》2015年2月16日,A10版,转引自http://barb.sznews.com/html/2015-02/16/content_3151372.htm。

25、 对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思想状况的分析可参见,汪晖(2008)〈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收于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

26、 艾瑞克·霍布斯邦(2014)《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北京:中信,页168。

27、 雷蒙·威廉斯(2014)〈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吧?〉(祁阿红、吴晓妹译),收于雷蒙·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页72-84。

28、 比如,山西永济蒲韩社区的合作社,具体介绍见花果山(2016)〈蒲韩故事:今天如何让中国农民组织起来〉,见「人民食物主权」,
http://www.shiwuzq.com/food/annual/report2016/2016/0825/3495.html;香港圣雅各福群会的「时分天地」,具体介绍见顾静华(2016)〈邻里谈钱更亲密:皇后大道东的另类货币实践〉,原载于「破土工作室」,转引自
http://www.aiweibang.com/yuedu/1158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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