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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长征路:从社运青年到返乡农人

2020-5-9 15:26

原作者: 滕媛 来自: 人民食物主权
食物主权按

2019年7月下旬,食物主权的志愿者去台湾交流,拜访了那里不忘初心、坚韧地做民众工作的一些朋友和团体。

今天介绍的这位朋友是小曼的合作伙伴,她叫琬玲,温婉尔雅的名字下却是一位勇敢、坚韧的勇士。辗转于学运、社运、原住民部落后,琬玲现在成为了一名回乡青年,过着半农半工的生活,同时仍在努力探索着如何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社会价值。

正文

热衷学运,献身社运。
奔走部落,耕种乡间。
行路难!行路难!
多歧路,今仍在!

今日的琬玲

在嘉义高铁站,我们见到了一位身着蓝色工服上衣、宽松牛仔裤的女子,她就是琬玲。因为早上天气突然转晴,琬玲需要花几小时播种花生,所以比我们晚到几分钟。见到我们,她充满了歉意,可是我们并不在意,只是心里感叹着农人的不易,这不易深深的烙印在了她健康的肌肤上(对比下图)。虽然这位女子没有华丽的迎接辞藻,但是她话语朴实,让我们感到亲切,是那种见到父老乡亲的久违之感。她是带着工作室生产的面包来迎接我们的,让我们刚到嘉义便立马品尝到了在地食材制作的鲜美面包。

昨日的琬玲

通过深度交谈,才得知这位坚韧女子的半生探索。琬玲自学生时代便热衷于学运、社运,历经学运社团、劳工NGO、原住民部落后,发现这些工作或有结构性瓶颈或有自身局限性。后来因父亲身体不好,她决定返乡,开始了半农半工的生活。

一、征途起航:学运的收获与迷茫

在琬玲读高中期间,台湾解严,各种思潮如雨后春笋地出现。《人间》杂志首次为琬玲揭示了社会的不公(注:《人间》是由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创办的报导文学杂志,于1985年11月-1989年9月间共出刊47期,以风格强烈的摄影作品报导文化、历史、民俗工艺制作、农村与农民、劳工、环保运动、弱势族群等议题)。通过比较不同报纸(如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自立晚报等)的报导,琬玲发现“不同报纸有不同角度,同样一件事情从不同角度去看,可以讲出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在嘉义与台湾当地文化工作队的接触,使琬玲初具乡土意识。

《人间》封面 | 图片来源:网络

怀揣着改变社会的理想,琬玲高考考入东海大学社工系。但是她发现“社工系的课程大多谈家庭咨商、婚姻咨商”,觉得失望,便旁听了许多社会学系的课程,了解新左派思潮。同时,她积极参与学校的学运性社团,继续读《人间》杂志,不仅受到了批判性思考的训练,也学习了如何组织社会行动。

由于琬玲把大量时间花在学运的组织和宣传上,导致她的学业成绩不合格被退学。后来虽又重考进了东海大学政治系,但是以前所在社团变成帮民进党“抬轿”的社团,社团内部也出现很多问题,诸如内讧、吵架、彼此指责等,她感到失去了目标,觉得人生无意义,便从政治系休学了。

琬玲后来这样反思大学时期的学运经历:

我们的思想蛮乱的,是在一个自由主义的氛围底下以为自己是左派,但其实你只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你的所行所为,你的根底,骨子里就是自由主义者,但你认为自己是左派,因为左派才进步。比如说社运参与是多元进行的,妇女运动、原住民运动、劳工运动、农民运动这些都是同时并存的,但是他们彼此没有一个结构性统一的轴来呈现为什么这么多人受害,来分析这些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而仅仅是一个多元并行的东西。

《人间》杂志、社会学系课程的学习启蒙了琬玲的左派思想,社团经历使这名战士初具社会行动的实践经验。但是,学运思想的混乱、内部组织的矛盾让她迷茫、失去了方向。

二、寻路中:工厂、劳工NGO双重体验

从东海大学休学后,琬玲一度非常迷茫,不知道人生该走向何处,喝酒喝了一、两个礼拜。后来迫于生计,便在东海大学附近的工业区找了一份质量管理的工作,此时她22岁。琬玲描述说:

这份工作单调,主要是填表,很机械,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我真的觉得无聊到要睡着了;每天工作12小时,6点上班到晚上6点下班,下了班也是晚上,只能睡觉,睡醒又要上班;午餐非常难吃,只是让自己别饿着。像过了很多天的牢狱生活。

唯一有趣的事情是,现场的工程师会和琬玲聊天,使其首次有了资本压迫的体验。工程师告诉琬玲:

你知道吗?我工厂工作的经历告诉我——没有任何老板是靠自己勤劳节俭来赚大钱的,老板永远是用钱滚钱。你看他今天这个机器是押了多少钱从银行搬过来用,银行钱从哪来,是我们存进去的……那个王永庆“节俭致富,经营之神”,都是屁,是鬼,他只是抓到了钱滚钱的方法(注:王永庆是当时台湾首富,靠石油、制造业致富,被誉为台湾的“经营之神”,其座右铭为“勤劳朴实”,奉行‘勤俭持家’,善用投资人的每一块钱)。

在工厂工作3个月后,因吃不好、睡不好,经朋友介绍,琬玲便来到台北的静仁中心做干事(注:静仁中心是一个以关注台湾北部矿工尘肺病为主的劳工NGO)。琬玲的主要工作是“去北部的山区——台北县、新竹、桃园山区——做家访,了解老人的需要。固定一至两个月到偏乡开说明会,让这些尘肺症矿工知道我们最近所做权益争取的进度。还会有协助矿工就医的措施,比如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医院、什么时候我们要一起去健保局抗议。有些工会需要劳工教育的时候,我们也做劳教。”

在静仁的工作让琬玲与台北劳工团体有更多的接触,同时帮助她“从在工厂做工到换了一个位置,看到工人制度性的问题”。她觉得“以前在社团的时候,觉得劳工运动非常重要,但不是那么有意识地、有认识地去思考阶级这件事。那时有一个模糊的念头,觉得台湾的学生运动也应该像韩国的学生运动一样,组织性地先入工厂。但是我自己进工厂三个月,就在里面打瞌睡,便发现一个人进工厂是不行的,必须要有个组织进工厂才可以。所以我就放弃了一个人进工厂的念头。”

一边作为工人,一边作为为工人呐喊的工作人员,工厂和劳工NGO这两份不同的工作经历让琬玲首次体验到了资本的压迫,对阶级问题开始有了思考,也看到了集体组织对于劳工运动的重要性。前进的道路似乎在展开,生活似乎又出现了光明。

三、觅得生命之光:三度学习,明晰思想

约1997、1998年前后,世新社发所(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因缺乏考研究所的资格(大学未毕业)以及高昂的学费(12万台币一年,现在折合人民币2.8万),琬玲没有报考,而是旁听了社发所所有她感兴趣的课程。在世新社发所的学习让其接触到了苦劳网,她和一群朋友在苦劳网上针对社会运动作报导(注:苦劳网成立于1997年,是长期关注台湾社会运动信息的网络媒体)。

在这段时间,琬玲白天为劳工中心工作,下班后上社发所的课,晚上参加资本论读书会,同时还组织苦劳网。这个阶段使琬玲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她说:

我在社发所里真正读到社发理论,真正开始接触有关第三世界的东西,也开始接触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可以带资本论的朋友,主动把第一、二届的学生拉起来读资本论,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我在这里得到很大的启发,我才知道在大学阶段,我们根本是乱打混,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还干得像自己在干嘛一样,那才好笑。

琬玲回忆道:

那段时间确实是非常充实,我的整个思想在往前走,是活跃的。那时候其实才看到光,才觉得自己看到生命的光,才觉得自己掌握了,仿佛自己真的掌握了什么实践的道路,真的看到有可能有实践的道路。

也是这段时间的学习经历让琬玲有了先前所陈述的对学运的反思:“我们在那个时候其实很右,但以为自己是左派的学生运动,其实并没有很清楚的思想训练。我们只是盲目跟学校抗议,忙着参与到社会抗议,忙着去追各种纷乱的社会学流派和思潮。”

琬玲如释重负地说,“过去那个让我失望的学运性社团的过往,它就成为过往了,我就可以把它抛掉了,它不再成为压在我心里的一个梗,让我想吐的梗。”

四、再度迷失:带着失望离开社运

除了理论上的学习,琬玲也透过劳工中心与工会有实际的接触,劳工NGO让琬玲有机会接触工人、认识工会干部、了解台北劳工运动团体的行动和思想。

琬玲最初对工会充满了期待,她说“其实从在学运性社团的时候,组织就是念兹在兹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想要改变世界,一定是要有一个组织性的东西去处理。所以说工会组织在那一个阶段,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神圣的东西。例如当时台湾的工人运动,面临最大的一个挑战是关厂抗争。很多工厂外移、资本外移,然后就有关厂抗争,尤其是纺织业女工的抗争。当我自己成为工人,我会觉得后来自己跑去做工人也不是一个实践的路,一定要有一个组织。”

后来,琬玲渐渐地看到工会、社运的局限。一方面,琬玲所在组织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台北、桃园、新竹、苗栗,没办法再往南,空间上受到限制。她渐渐地感到不满足,甚至怀疑工会运动就局限在这里了,没有办法扩大规模。另一方面,琬玲逐渐发现“公民媒体与劳工NGO的角色其实是很右的,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东西。”

大学肄业的学历也限制了琬玲的工作。即使她的个人能力足以胜任劳工中心的工作,比如说带研究生去工会做访调都没有问题,但是工会干部还是看学历看性别。大学肄业影响到了她在劳工中心的薪水,虽然做一样的内容,而且可能任务更重,但是她的薪水比同事少。鉴于学历的考虑,琬玲又转学考入台大人类学系,念了两年。她一边工作,一边念台大人类学系,一边做苦劳网的特约记者。

当时有位劳工干部要竞选立法委员,在找工作人员,琬玲很想做这个助选工作。但是,因未能通过台大人类学系的一门课程考试,琬玲被那三个学分卡住了。为了能做助选工作,她再次选择休学。“不同于东海大学的休学,这次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知道已经念到大四了,继续念研究所是没有问题的。”

做了助选工作之后,琬玲发现这个劳工干部很右。“通过在他身边工作,看到他的实际行为,与他的待人方式,就发现这个人是不可合作的人。”后来这个工会干部落选了,琬玲说“终于可以从这个让我便秘的工作解脱了。”做助选的工作让琬玲结识了蛮多桃园的工会干部。在助选之后,琬玲曾到桃园纺联会(纺织工会联合会)帮忙做资料整理,跟着他们的劳资争议,用苦劳网做报导,也帮工会做宣传。

后来琬玲又回到静仁劳工中心,但是发现台北的劳工运动局限性越来越明显,总是在小圈子内比较,拓展不出来,组织也在萎缩;民营化、私有化的政策使得工会在大众传播中节节败退;一些工运流派的人转进做劳工局、做政府的官员。琬玲发现“静仁劳工中心夹在劳工阵线、劳动党、工委会等左右劳工派系中间,没有办法再扩大做一些实事。”

于是,琬玲选择离开静仁劳工中心,有两年在桃园做志愿者。但是发现因为没有薪水,她无法在工运圈里面生存。后来因希望把大学学历补上,琬玲考了政大劳研所。

读完研究所出来,琬玲发现“不管是劳工运动,还是社会运动都已经不知道自己可以在哪里发挥作用。因为我还是不知道在有限的社运、工运圈里面我可以干嘛。”琬玲不知道路在何方,前路又变得模糊。

五、偶然之路:为部落原住民奔走

为了生计,琬玲来到台北文山社区大学做行政。因遇到2009年莫拉克风灾,文山社大的校长派琬玲到南部支持莫拉克风灾灾区,此偶然的机会让琬玲在部落里生活了六年。

琬玲发现“原来台湾有第三世界,就在部落”。初去时,她很开心能在部落工作,因为“已经不知道自己还能在社运里面做什么,这样一个废物的人重新在部落里有一个剩余价值的利用”。在部落工作期间,她与美浓爱乡协进会的成员一起组织“部落再生成工作队”,在部落做避难所,争取部落原地重建永久屋,琬玲主要负责做倡议、帮忙发新闻稿、写要求(注:美浓爱乡协进会是20世纪90年代由台湾高雄市美浓地区人士发起的非营利社会团体,以促进地方发展与提升地区教育、社会、生态、农村及文化生活品质为宗旨)。

莫拉克风灾后所建永久屋

在部落的前四年,琬玲主要做重建工作。后两年,琬玲到一个部落做小区发展协会的多元就业方案,负责写计划案。

这个计划案一开始是社会型的,主要做人力训练,找老师来上课。后来变成经济型,写报告告诉政府小区每个月可以赚多少钱。这必须做一些生意,像部落小旅行、假日市集营运管理、产品粗加工等。反正得想尽办法,把所处部落可以转卖成金钱的东西,都要把它总结并操作出来。因为部落的人大部分都不会写计划案也不懂营销,所以我就负责帮忙写,然后和他们一起操作这个案子。

琬玲反思道,“我做了两年的这个案子,后来觉得我不要再做了,因为我每天花十五六个小时在工作上,但是所做的事情只是帮政府花掉这笔钱。我知道我走了这个东西就不留痕迹了”,“部落也形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他觉得你会帮他做,他就什么都叫你做”。

琬玲在部落的工作并不顺利。一方面,当地精英运用琬玲的爱心,把资源变成自己的。另一方面,部落内部斗争厉害,“如果协助了A,B、C就会恨你”。比如“政府有一个政策,叫‘平地永久屋’,政府用社会善款盖房子给原住民,但这个房子建在偏远的平地郊区,附近没有工作机会,也没有土地,就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原住民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针对是否搬迁到平地这个事情,部落内部产生了分裂,有人想让孩子住到那里去,想拿那个永久屋,但是有人害怕祖传土地被政府限制使用,因为一旦搬出去,户籍便迁不回原乡,祖传地就会被限制使用。部落本是一个群体,以宗族为主,可能村子里面一半是我的家人。本来是同进同出的,但是现在产生了分裂,如果你要政府新建的房子就是背叛族群。每个人都想把对方拉进自己的阵营,因为愿意留在原乡的人越多,才越有力量抵抗政府,以争取更多的重建资源回到原乡。”

另外,协助者NGO也存在很多问题,“社福团体会撒尿划地盘,各做各的村”。而琬玲“后知后觉,每个点都去踩,后期才知道人家已经在划地盘,所以被其它社工团体视为威胁”。那时候琬玲拉了避难屋,从旗美社大拉到课程、又拉到善款放到灾区,抢了别人的风头。琬玲受到部分妇女小团体莫须有的批评、耳语、诋毁。

琬玲受不了,最后决定辞职。在部落的奔波让琬玲的体力、精力都过度消耗,她感到很疲惫。反思自己在部落的工作,琬玲认为,

我对我的人生很不满意的地方在于我一直没有办法能够集结出伙伴来 。从学生社团到劳工NGO,从劳工NGO到小区、到原住民部落,我每一个阶段都是跟前面阶段的断裂,都同前面的人几乎没有联系了,所以我完全是没有累积的。

六、新的探索:返乡拥抱土地

在琬玲最疲惫的时候,在部落里结识了小曼,决定同小曼一起做工作室,试图自己粗加工生产食物。因部落里需要一些原地加工的东西,以保存当地生产的食材,比如说万一长途贩运暂时没办法,路已经断的时候,部落要能保存收成以备后用。于是,她们的工作室就开始做梅子果酱,也教原住民做。(注:想了解小曼的故事,请点击劳动节 | 黑帮少女变形记:和部落人民一起,用厨艺守护大地。

琬玲和小曼

2015年,因房东要收回其所租住的房子,而琬玲的父亲身体不好,琬玲便决定把工作室从山上搬到故乡东石乡,重新去摸土地。

琬玲介绍说“目前的上山采集工作室处于初期阶段,仅可以养活两个人,如果未来有发展性,会考虑做一个商业模式”,琬玲并不希望把自己的工作室称为“社会企业”,因为“在台湾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定义告诉我们什么是社会企业,但是我们很明白,我们的本质是什么样的人,即使我们在做生意,我们这个生意就会带着什么样的痕迹。所以我不觉得我需要用社会企业的名字来证明自己,但是我们就是在尝试着去发展一个半农半加工的东西。”
 

琬玲的花生田

琬玲与小曼形成了一个搭配。琬玲处于半农半工的形式,一边耕种着三分(相当于0.3亩)田地,为工作室生产食材。小曼制作食物,琬玲也阶段性地帮忙,同时负责安排小曼到部落的厨艺分享。“工”的部分,琬玲去年、前年都在做她认为自己并不熟悉的事情,是很不衬手的打工。目前在做一个调整,帮一个大户做田间记录,同时帮《上下游》网站做一些农友的拜访,接一些小杂志的报导工作,比如有时候一些杂志需要到中南部的产地纪录,琬玲偶尔会为他们写报导。

七、未来之路:且行且寻之中

在未来,琬玲将继续这种半农半工的生活,但是在思考“工”的部分该做什么样的工作。

在谈到未来计划时,琬玲并不认为自己擅长组织,因为从20岁到现在都没有形成一个组织,但是她觉得自己可以写报导、写文字、做记录。她认为,

我可能需要重新发展做报导、做记录。我必须承认,我不是做体力活的人,同时我又还想去做照服人员。我在思考在乡间自己到底要怎么生存?我们现在47岁、48岁,再过十年,我们不能再这样没有积蓄,我们可能会有疾病的开销,可能会有房子修缮等问题。所以,我曾去上照服人员的课程,因为这需要很多人力。照服工作就是到宅照护老人,很多老人一个人在家,需要有人帮他煮三餐、帮他洗澡等。有一些机构,会签约一些照服员,派去到宅服务。我觉得乡间有这个需求。

这对我来说是要重新摸索的领域,如果是护理背景那很容易上手。但是,我必须承认,如果我没有在机构里好好地去磨个两三年,我是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照顾者的。

因琬玲提到希望去做照服者,我们建议她“可以考虑在村里建立一个机构,让五六十多岁的人做志愿者主动照顾村里其他老人,志愿者的工作将以劳动记公分,等到他们自己老了,就以曾经做的工分来换取其他人的照顾。”但是,琬玲思考了说“这个工分构想很好,可是需要有社会信任,组织这件事情的单位,社会信用要很好。台湾其实不太有合作的概念,我们台湾非常的当下,他们更多是期待今天的工时能今天拿到货币”。我们提到了山西蒲韩乡村用合作社的形式来照服老人的实践,琬玲为其在台湾的可行性表示担忧:“其实现在台湾农村遇到更大的问题是,中壮年劳动力,不管是妇女还是男人,其实都不足。我所在村子放眼望去,只有75岁以上的,没有以下的。75岁以下的是偶尔回来,比如送小孩坐校车回来。这个恐怕也只能用老人照顾老人的模式,比较难形成核心,很难有一群妇女一起排班做这件事情。”

琬玲是一位坚韧的女性,从学运、到社运、到原住民部落、再到如今的返乡,无时无刻不能看到她努力探索的身影。但是,裹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她一个人的力量显得如此薄弱,不停地受到打击,不停地感受失望与迷茫……

但是,她依旧在努力寻找着出路,尽力拨开一片光明的未来。她在迷茫中、思索中,也在行进中……

愿琬玲的长征之路能早日拨云见日,也愿世上多些如此坚韧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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