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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之火与原住民困境:为什么左右翼政府“殊途同归”?

2019-11-14 08:33

原作者: 蒋亦凡 来自: 澎湃思想市场公众号,2019-11-7
导语:
此篇文章最有趣之处在其后半部分,作者从“采掘主义”的角度出发,为经典的左翼认识论围绕着“土地正义”问题提出了拉美“无地农民”与拉美“有地原住民”(被殖民的原住民土地权利)之张力的问题。


八月的一场大火,让亚马逊引发了全球震动,它带出了公众对亚马逊近年来惊人的毁林速度的警觉。亚马逊作为地球巨大的储碳池,其破坏将给整体人类带来无法预测的危机,然而它却分属于不同的主权国家之内,其命运与这些主权国家的政治生态息息相关。与此同时,它也是众多原住民的家园,原住民在亚马逊的过度开发中权益一再被损害。

不少媒体注意到了巴西右翼政府奉行的对亚马逊雨林的“采掘主义”与这场大火之间的隐秘瓜葛。但与此同时在亚马逊大火的另一个重灾区玻利维亚,其左翼政府的原住民总统莫拉莱斯对亚马逊的态度,却和博尔索纳罗一样,追求其采掘资源的生产性价值。

当博尔索纳罗右翼政府频频喊出西方对亚马逊的关注是削弱巴西主权、是“殖民主义的回声”时,巴西自身恰恰未完成“去殖民”,这里始终延续着对非白人族群的歧视与排斥。持续掠夺原住民土地的定居者殖民结构,同时反过来支持了殖民地式的种植园经济,最终造成了生态浩劫。而在玻利维亚,秉承传统左翼理念的原住民总统莫拉莱斯通过社会运动上台,一度被视为新自由主义在玻利维亚的终结,然而事实证明这个左翼政府不过是重构了新自由主义。

它以再分配为名进行的土地改革,最终制造了农民与原住民的虚假对立。两个政府对大火的反应成为了一对镜像,让人看到左右意识形态迥异的政府的殊途同归。在这场困局之中,当我们重新审视以原住民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将原住民视为“历史行动者”而不再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或许会有新的启发。

8月17日在巴西托坎廷斯州拍摄的亚马逊雨林中一处燃烧的林区丨图片来源:新华社

2019年8月19日下午大约三点,圣保罗的天空突然变黑,黑暗持续了大约一小时,直到西风把阴霾继续推入大西洋。这一白日异相通过社交媒体的发酵,让正在西部亚马逊雨林同时发生的数千场林火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17世纪,巴西圣保罗是葡萄牙早期移民中的骁勇者——西进征服内陆,抓原住民充奴、寻找金银钻石的“旗队”(Bandeirantes)的据点。400年后,“征服”的灰烬从西边内陆方向飘来,遮蔽了圣保罗人的天空。

卫星数据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巴西森林火灾数量比去年同期暴增约85%,达到七万多场,其中一半发生在8月的前20天,它们主要来自于人们为了开垦农地砍倒树木之后的放火清场。虽然这种烧垦行为年年有之,但是,今年此类火情数量激增的原因是巴西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时代。

1月1日上台的新总统,人称“热带川普”的右翼政客雅伊尔·博尔索纳罗在去年竞选期间就声称,如果当选就放松亚马逊地区的环保监管和对原住民地权的保护,将其向农业和矿业开放,释放其经济潜力。即便在选战期间,支持博尔索纳罗的农业利益集团就开始蠢蠢欲动,侵犯原住民领地的事件频频发生,在他当选之后,他们倍受鼓舞,亚马逊地区的一群农场主和牧场主曾登报宣布8月10日为“火之日”,号召同行一起放火烧林,向博尔索纳罗宣示自己“愿意工作”,并炫耀重获的政治权力。

而从“欧洲哥白尼计划”发布的火灾实时气溶胶地图来看,刮向巴西东南部圣保罗方向的烟尘不仅仅来自巴西西部的亚马逊省份。它还来自更西边的玻利维亚东部。事实上,玻利维亚东部亚马逊地区——尤其是切克塔尼亚(Chiquitania)地区的干燥林——的火势要比巴西亚马逊雨林的更大,也更加失控。

根据持续跟踪亚马逊火情的“安第斯亚马逊计划”(Andean Amazon Project)通过大量卫星图片和视频的研究,发现在巴西亚马逊雨林中的火情基本都发生在已被清伐完毕的林地上,并未失控蔓延(火虽没有失控,但毁林已经失控)。而在玻利维亚东部的干燥林,所发生的事情却恰恰是人们想象的场景:野火失控蔓延,而且失火面积接近巴西亚马逊。

和巴西一样,玻利维亚的森林大火也与农地开垦有关。玻利维亚环保人士在接受《卫报》采访时指出,切克塔尼亚的失火区域与农业开垦前沿地带重叠。各种评论者和受访者都还同时指向一个事实:就在7月,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刚刚签署了“最高命令3973”,在东部亚马逊地区圣克鲁斯(Santa Cruz)和贝尼(Beni)两省将2015年立法规定的烧垦面积5公顷上限放宽到20公顷。

有研究者指出,这一政令的根源在于左翼莫拉莱斯政府多年来着力推行的“拓展农业前沿”政策,它计划在2025年玻利维亚独立200年之际,将全国农地面积扩张到2013年的近四倍,达到13万平方公里。

这场亚马逊大火引起的全球震动,绝不仅仅是社交媒体上景观效应发酵的结果,也是气候危机在大众意识中扎根的反映。科学家指出:如果按照当前速度毁林,作为地球巨大储碳池的亚马逊很可能遭遇一个“拐点”,在短短十几年内就急速退化为热带稀树草原。当它的储碳能力不再,人类将面临更迫近的深渊。

推卸责任,无问左右

巴西和玻利维亚这两个在亚马逊地区接壤的邻国,虽然当前执政党有着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前者的总统是一名怀念军事独裁时代的前军官、一个歧视原住民、黑人和女性的右翼民粹政坛“局外人”。而后者的执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MAS),则脱胎于反新自由主义社会运动,有着一名身为原住民和前农会领袖的总统。但是,在亚马逊问题上,双方却有着接近的发展主义政策。而且,在火灾发生后,两国政府都试图弱化影响,都一度拒绝国际援助,面对民众的抗议和指责,两名领导人及其政府,也都采用了类似的话术。

巴西亚马逊大火引起了欧洲国家的强烈反应,挪威和德国宣布暂停向巴西亚马逊基金提供资金,法国与爱尔兰威胁阻挠欧盟与巴西所在的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签订贸易协定。8月26日,正在法国举行的G7峰会宣布向巴西提供2200万美元帮助灭火,博尔索纳罗称此举是对巴西的“侮辱”,这些国家竟在巴西不在场的情况下讨论巴西的亚马逊问题,是对巴西主权的侵犯,是将巴西视作一块“无主之地”,是“殖民主义的回声”,是“可悲的殖民立场”。其外交部长则声称,国际社会的环保关切是国际左翼的阴谋。博尔索纳罗更是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声称是NGO为了制造问题,获得资金而故意纵火。

莫拉莱斯本人则在一场公共集会上嘲笑环保主义者的抗议是“一些小团体的竞选伎俩,而这些人自己在通过逛超市来制造污染”——玻利维亚将在10月20日迎来大选,他试图获得第四次连任。副总统利内拉(Alvaro Garcia Linera)指责亚马逊开发项目的批评者是在践行父权式的“生态帝国主义”。总统部长金塔纳(Juan Ramón Quintana)和博尔索纳罗一样,指责是反对派故意纵火,从而在大选临近之际,制造一场“谎言、诽谤、诋毁的筵席”。

亚马逊地区众多原住民族的家园,其中很多因这次的火灾蒙受了严重的财产、环境和文化损失,是最大的直接受害者。亚马逊河流域原住民组织机构(COICA)在8月23日发布声明,同时谴责莫拉莱斯和博尔索纳罗“破坏每一项旨在增强亚马逊环境治理的环境和社会策略”,谴责两国的政策仅仅是为了有利于强大的经济团体,它们寻求将亚马逊变成大规模农业项目、矿场、水坝和能源项目的基地”,要求两国政府为亚马逊发生的“文化和环境种族屠杀”负责,同时宣布二者在亚马逊地区不受欢迎。

前巴西左翼劳工党卢拉政府环保部长玛丽娜·席尔瓦(Marina Silva)在8月下旬的一次访谈中同样直言不讳地指出两国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共同点:“我们现在有毁林的两极:巴西和玻利维亚。我们听命于莫拉莱斯的大豆项目或是博尔索纳罗的政治。……缺少信念同时是左翼和右翼的问题。”

在这场大火中,玻利维亚和巴西政府的反应如同一对镜像。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人看到意识形态迥异的政府在土地、农业和原住民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和政策,如何导致了相似的结果。

“无人之地”与“敌对势力”

博尔索纳罗会指责西方国家对巴西采取“殖民主义”态度,几乎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巴西本身就是一个有大量欧洲移民居住、至今人口将近一半是白人的“定居殖民地”(settler colony,宗主国国民前往定居的殖民地,相对于仅用于资源榨取的殖民地),数百年来原住民和黑人在殖民地经济模式中不断受到杀戮、驱逐和压榨,至今仍然受到系统性歧视,而博尔索纳罗本人乃至他的大多数同僚和支持者都是白人殖民者的后代,他指责欧洲国家对巴西采取殖民主义立场,立足点何在?

事实上,博尔索纳罗作为一名在巴西1964~1885年军事独裁期间服役,至今对它加以称颂并试图恢复其政治纲领的前军官,搬弄“反殖民”的语言,只不过是在重复军政府关于亚马逊地区主权不稳固的焦虑,以及他们最大的心病——亚马逊的国际化。

巴西的发展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有着极为广袤而尚未开发的内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巴西亚马逊地区。它占巴西全部领土面积的59%,但是至今人口仅占巴西总人口的约12%。在军政府时期,亚马逊被看作没有人烟的土地,即便那里生活着数十万原住民。1970年,经济严重欠发达的东北部发生干旱,3千万人口处境艰难,大量移民流入东部其他城市。

面对东北部的资源短缺和人口过剩,时任总统奥米利奥·梅迪西认为不可能通过国内资源的再分配来帮助东北部发展,而是决定用一项政策来同时解决“东北无地之人”和“亚马逊地区无人之地”这两个问题——就是把东北部“过剩”人口迁移到资源富饶却“杳无人烟”的亚马逊地区开垦土地,这样,既为这些人提供了就业,又充实了亚马逊地区人口,有助于巩固边疆和“国家整合”。

对巩固边疆、国家整合的关切,来自军队长期以来对虚弱的亚马逊边境遭到秘鲁或委内瑞拉的入侵的担忧。亚马逊丰富的矿藏更加重了这种忧患意识,尤其是在1967年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高等铁矿藏之后。除了矿藏,军队还相信亚马逊地区土质肥沃,适合农业生产,而事实上,那里的天然土壤主要是贫瘠的红土。

在亚马逊主权问题上,军队和精英阶层的想象还不仅限于邻国入侵。从上世纪70年代起,他们就一直担忧存在一场“占领亚马逊”的国际阴谋——一系列“敌对势力”及其内应,试图弱化亚马逊主权。

上世纪70年代国际环保主义兴起和80年代冷战的结束,让国际社会对亚马逊环境和原住民权利的关注重新燃起。军队与精英阶层认为,那些批判对亚马逊的掠夺性开发,呼吁赋予原住民特殊公民权(比如对其领土进行划界保护)的声音,真实目的是保护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这种信条盘桓不去,一直持续到军事独裁结束之后。

1991年,亚马逊州长Gilberto Mestrinho在一场国际研讨会上说:“存在一整个迷信产业让我们相信:由于亚马逊生态的脆弱性,我们不能砍倒亚马逊的树。他们为什么传播这些神话?因为亚马逊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矿产区……因为亚马逊富饶的矿产能与发达国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竞争。”

在这种思维中,环保主义者,渐渐地成为了“敌对势力”,他们试图保护或与之联手的亚马逊原住民,则成了敌对势力的内应。一种否定了殖民暴力,抹除了内部民族多样性的民族主义话语,凭借假想的“敌对势力”合理化了对原住民权益的剥夺和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开发,甚至让在原住民与农场主、牧场主、矿场主之间的土地冲突中所发生的人权侵害也变得可以接受。有人认为,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环保主义者已经逐渐替代了共产党人,占据了巴西“国家敌人”的角色,而原住民运动则被视为“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

“去殖民”恰未完成

在这种社会气氛下,即便在数十年原住民运动的争取下1988年宪法终于规定:国家应当为原住民传统居住的土地进行划界和保护,但是,原住民领地划界却一直遭到军方和右翼势力的反对,他们多次试图改写这个宪法条款但未能成功。

终于,这一持久的争议在亚诺马米(Yanomami)领土划界问题上首次爆发出来。1991年,为了改善巴西形象,迎接次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92),时任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签署命令将亚马逊地区与委内瑞拉交界处9.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为人口1.5万的亚诺马米人的连续领土,使他们免随淘金潮而来的大量外来人口带来的冲突、谋杀、瘟疫等种种伤害。

将一块面积相当于葡萄牙的领土划为原住民保护地,激怒了保守政治势力。亚马逊州长Mestrinho声称国际社会之所以声援为亚诺马米领土划界,是因为这群原住民占据的土地下有黄金。此外,亚诺马米人的聚居区横跨巴西和委内瑞拉,保守政客担心他们会与国界那头的同族串通,威胁巴西的边境安全。划界的同时承认原住民族为“民族”(nação/nation)而不仅仅是“部落”,也令他们感到弱化了巴西作为民族国家的身份,甚至担心国境两侧的原住民联合起来成立自己的国家。

原住民领土划界争议萦绕不去,而且愈演愈烈。2005年,在历经30年的抗争后,位于巴西版图最北端的一块1.7万平方公里的名叫“狐狸太阳山”(Raposa Serra do Sol)的区域被划为人口1.9万的五个原住民族的保留地。此事引起了当地非原住米农的激烈抗争,他们的抗争得到了军队和政治精英的支持。数百起抗议最终被司法部禁止,最后仍有6名农场主决定抗争到底,并采取绑架、汽车炸弹、枪击等暴力抗议手段,造成多名原住民死亡。

2008年,最高法院裁决支持政府将此处划为一块连续保留地的决定,但是限制了原住民的权利,授权国家自由开发当地土地及其资源,且无需咨询当地社区。在整个纷争期间,媒体立场显著偏向米农,不断重复90年代初以来反对原住民领土划界、强调国家整合和支持亚马逊开发的话语。反对将原住民族群称作“民族” (nação/nation)的话语也再度流行起来。

亚马逊原住民与他们所生活的森林的命运经历着同步的起起落落。70年代以来国家驱动的移民和开发,至今已经让亚马逊雨林面积减少了1/10。原住民人口,则从20世纪初的小几百万,锐减到80年代末的20万。1988年,军事独裁政权结束后颁布的新宪法,将43%的亚马逊土地划为工业活动和森林砍伐禁区,并设置了上百个公园、保留地,400起原住民领土要求得到批准,面积相当于两个西班牙。

同时,政府设立了巴西环境和可再生自然资源研究院(IBAMA)监督毁林,并调整了国家印第安人基金会(FUNAI)的职能,使其成为维护原住民权益的执法力量。这些举措再加上国际社会的监督与施压,使得巴西的森林砍伐从2004年起出现多年的下降。如今,巴西原住民人口数量已经回升到90万,是80年代末的四倍。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2012年国际大宗商品(农林矿产等初级原材料)价格上涨,毁林又死灰复燃。国会中代表资本主义农业部门和地主利益的政治力量试图撤销土地使用限制。2016年,他们支持了对左翼劳工党总统迪尔玛·罗塞夫的弹劾,被认为是右翼对劳工党政府的一次“软政变”。继任者特梅尔上台后大肆赦免土地掠夺,并试图放松对强迫劳动的制裁。

而博尔索纳罗在今年1月1日上台后,更变本加厉地为农业和矿业利益集团开路。在就职几小时内,把原本隶属环境部的森林管理和林业政策制定职能转移到了农业部,同时被转移到农业部手中的还有原住民土地划界和对逃亡黑奴后代社区(quilombolas,另一个寻求自己在亚马逊地区的地权得到承认的群体)。而与此同时,博尔索纳罗设法削弱环保机构权力,包括大幅削减负责原住民事务的FUNAI和森林执法的IBAMA两个机构的预算。

博尔索纳罗政权,在很多方面是巴西始于1964年的那场为了阻止巴西走向“社会主义”的政变的长达21年的军事独裁的复归。他的当选,是在一系列以“反腐”为名的软政变使劳工党形象大损后,相当部分民众开始怀念军政时期的“秩序与进步”(巴西国旗上的文字)意识形态的后果。

他不仅表达对军政时期的刽子手的怀念,向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致敬,崇尚以不加克制的武力乃至私刑抑制犯罪,同时追求通过瓦解环境保护政策及其执法,弱化原住民与黑人逃奴后代地权,开放森林砍伐,来加深巴西经济对于包括出口型单一作物种植业、肉牛养殖、矿产开发等采掘型经济的依赖。

当地时间2018年10月28日,巴西里约热内卢,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举行,巴西右翼总统候选人博尔索纳罗现身投票 |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八月下旬,多家国际媒体报道了黑石(BlackRock)、资本集团(Capital Group)、Vanguard集团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与巴西肉类企业之间的联姻如何极大地促进着亚马逊的毁林。当博尔索纳罗以“殖民主义”指责外国对亚马逊事务的干涉时,和1826年玻利瓦尔战胜西班牙的同一年由欧洲工业界和国内资产阶级联手打造,在80年代又被IMF、世界银行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议程进一步激活的“新殖民主义”没有任何共同点。

这只是一个机会主义的修辞。在他这么说的同时,巴西在国际投资机构、寡头贸易商和海外大宗商品市场需求的驱动下,恰恰维持着殖民地经济模式。

“它很容易受到主产品利润的诱惑,永远都需要一场危机才能完成转型”,茨威格在流亡巴西时关于巴西的经济这么写道。在巴西519年的殖民历史中,对少数几种农、林、矿业产品的采掘与出口,长期主导着巴西的经济。从红木,到糖、黄金、钻石、烟草、咖啡、可可、棉花,再到橡胶。二战后,巴西曾试图走上一条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基础的发展道路,但是到70 年代起,包括大豆在内的初级产品出口转而成为其国家发展战略。

2017年,大豆出口占巴西出口总值的12%,占据首位,二至四位同样是初级农矿产品——分别是铁矿石(9.2%)、原油(7.9%)和粗糖(5.2%)。随着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对肉奶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大豆和牛肉出口快速增长。2010至2017年,巴西的牛肉出口增加了25%,而40%的牛只存量位于亚马逊地区。在对更多农地、牧场和矿场的需求,让巴西的经济模式不断复制着殖民主义经济造成的社会、生态和环境后果。

巴西政治学者 Desirée Poets指出,“去殖民”恰恰是巴西自身从未完成的历史任务。巴西在公元1500年被卡布拉尔正式“发现”后,长期作为宗主国葡萄牙的资源输出地。1850年巴西开始了它漫长的废奴历程,同年立法阻挠获得自由的奴隶获得土地。终于,在1888年,巴西成为西方世界最后一个实现废奴的国家,次年结束帝制建立共和,但动力却来自不满废奴的地主的反叛。

此后它不断在军政府和脆弱的民主政府之间摇摆,但无论在何种政制之下,巴西都持续地歧视、排斥和消灭其非白人族群,并将自己想象为一个白人国家。持续地侵占原住民与逃亡黑奴后代土地、砍伐和圈占森林正是这种定居者殖民结构的延续,而这种土地掠夺反过来支持了殖民地式的种植园经济,而正是这种经济模式导致了久已有之的生态浩劫。

玻利维亚土改:变革中的深层延续性

8月28日,正当切克塔尼亚热带干燥林大片化为焦土之际,玻利维亚历史上对华出口的首批牛肉启运。莫拉莱斯出席了当天的启运仪式,表示“这是个历史性的日子……我们将加倍努力为所有玻利维亚民众谋取福利,创造更多经济收入。”但这个历史时刻却被抗议者打断,他们高呼的口号是:“每一棵被砍倒的树背后都有一个笑着的牧场主。”

玻利维亚的毁林,直接的原因在农业垦殖,但根源在于长久以来该国农业、土地政策与经济增长模式的深层延续性。去殖民是巴西未完成的任务,而玻利维亚原本旨在去殖民的尝试,迄今也未能超越不公正的秩序。

1999年,玻利维亚爆发了声势浩大、持续多年,经常涉及整城暴动的抗议活动,抗议自来水价大幅上涨、天然气出口,同时伴以古柯农民对美国在玻利维亚实施的旨在根除古柯种植业以实现其所希望的遏制毒品可卡因(古柯提取物)的目的的抗争。这些运动高举反对私有化、伸张原住民权利、反对帝国主义的诉求,不断在街头政治中联合并壮大自身。

在这些社会运动的强大支持下,2005年12月,由古柯农会领袖、艾玛拉原住民(Aymara)埃沃·莫拉雷斯领导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Movimiento al Socialismo, MAS)赢得大选。次年1月,莫拉莱斯成为玻利维亚历史上首位原住民总统。

MAS的胜选,被世界左翼普遍认为是一次振奋人心的胜利,昭示着一场真正的激进变革,新政府被认为是一个“社运的政府”,公正、包容、参与性并且尊重原住民文化,是与服务于资本家利益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彻底决裂。用MAS自己的话说,它是一个“后新自由主义政府”。

当地时间2019年10月24日,玻利维亚拉巴斯,该国现任总统莫拉莱斯发表讲话 |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然而,争取社会主义运动自2006年以来的执政的记录,却未能印证以上乐观的判断。驾驭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浪潮,玻利维亚的经济发展速度在此期间持续跻身南美最快之列,公共支出显著增加,贫困率大幅降低,原住民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但与此同时,激进的社会主义变革并未发生,既有的发展模式大体得到了维持,经济仍然基本上依赖于自然资源出口并受制于外国资本的控制。有学者认为,莫拉莱斯政府扮演的只不过是一个中左政府的角色——试图在自然资源采掘产业中多分一杯羹,而并不寻求挑战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

这鲜明地体现在它的土地与森林政策中。在过去六年中,莫拉莱斯政府出台了不下六个总统令、颁布了四部新法将森林付诸农用。仅仅在2015年之后,森林砍伐就上升了200%。在现有的制度下,针对非法开垦的罚款只有每公顷6.6美元,而复植森林的成本则达到约每公顷1000美元。作为结果,例如东北部亚马逊地区的贝尼省2015年的非法砍伐面积就比2012年增加了32%,而合法砍伐面积更是增加了近8倍,从2012年的9600公顷直线上升到8.3万公顷。

与农地毁林扩张同时发生的,是土地分配倾向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农场。在今年火情最严峻的切克塔尼亚,2011到2018年间确权颁证的700万公顷土地中,57%被授予了中型到大型地主,只有28%给了小农。从不同生产方式所占比重来看,在莫拉莱斯政府第一个任期内的2006到2011年间,玻利维亚国内工业作物比重上升,而农民农业比重下降。从空间分布上看,东南部平原地区出口导向的资本密集型农业大省圣克鲁斯占全国农业比重也同样上升,而同期,农民农业生产方式主导的中、西部山谷和高原地区的比重却下降了。

政治学者Honor Brabazon和Jeffery R. Webber在一篇2014年的论文中指出,在农政改革这一关键议题上,莫拉莱斯政府从2006年起实际上是延续了贡萨洛·桑切斯·德洛萨达(Gonzalo Sánchez de Lozada)政府由1996年所颁布的《全国农政改革机构法》(简称“INRA法”)形塑的新自由主义土改政策。

这部1996年的法律,原本试图将土地分为两大类型加以甄别和管理。第一类土地被认为具有“社会功能”包括糊口型农民(subsistence peasants)的宅基地、糊口型农民集体拥有的土地,以及所谓的“原住民社群土地”(tierras comunitarias de origen, 简写为TCO)。这些土地被认为服务于社会功能,因此不能免除税负,同时也不能被进一步划分或抵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出售。另一类土地被认为具有“社会-经济功能”,它们可被商业化使用,用于资本密集型的农业、林业、生态旅游等等,需要缴税、可以出售、划分和抵押。

但是,尽管《INRA法》的意图是在土改的过程中使两种土地类型并行,但事实上,在世界银行和大地主的压力下,接下来十年的土地确权过程却极大地偏向于确立和保护个人土地产权。同时,那些具有“社会功能”、非个人产权的社区土地的确权则被严重拖延。这不仅是因为官僚机构的严重腐败、无能和不敢于触碰有地阶级的利益,也是因为很多贫穷落后的原住民、农民社区缺少参与确权过程的能力,而一些得到土地确权的社区,则在缺少社区成员共识的情况下就将土地卖掉,反倒加剧了土地的商品化。

所有这些,都使原本似乎试图关照土地的社会价值的《INRA法》反倒是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权力,加剧了玻利维亚的土地矛盾。正是这些矛盾,壮大了2005年帮助莫拉莱斯和争取社会主义运动赢得大选的广泛的社会运动。

可是,莫拉莱斯上台后实施的土改,却也未能扭转围绕土地的权力关系。

这轮土改的两份基础性制度文本,2006年的《农政改革社区更新法》(Ley de Reconducción Comunitaria de la Reforma Agraria)和2011年的《生产性社区农业革命法》(Ley de la Revolución Productiva Comunitaria Agropecuaria),两者声称试图建立国有、社区所有、合作社与资本主导的生产方式并存的农业经济。这需要首先将规模过大的或处于闲置状态的庄园土地分配给原住民和农民社区。但是由于种种漏洞,比如只要缴纳少量税金就可以使土地不被认定为“闲置”,这种再分配并未充分展开,原住民和农民所分得的土地大多为国有土地,这些土地通常处于东部亚马逊地区,土质低劣。此外,《生产性社区农业革命法》还明确要求原住民社区为拟申请的国有土地制定农业发展规划,这些国有土地通常是林地,法律引导了原住民社区毁林。

结果,虽然这场土改声称同时兼顾土地的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但是经济功能最终占据了上风,这种土地产权格局助长了资本密集、大规模、出口导向的大豆等大宗商品生产,而供本地消费的水果、蔬菜、根茎和草料等农产品比重则趋于萎缩。在雄心勃勃地拓展农业前沿的同时,玻利维亚也正在为自己的大宗农产品开拓海外市场。在8月对华出口第一批牛肉之前,从去年7月起,两国还相继签订了藜麦、大豆和咖啡的输华协议。

尽管莫拉雷斯政府标榜支持原住民权益和环境保护——甚至在2011年通过了一部《大地母亲法》,赋予自然与人同等的权利,是世界首部此类法律——但是在施政实践中,却只不过是从旧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架构和全球化的初级农产品和原材料贸易中获取收入,来用于国内经济资源的再分配。在此过程中,原住民的土地权,以及更广泛国民的环境权被放到了次要位置。因此,政治地理学者Pierre Gautreau和Laetitia Perrier Bruslé在他们2019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莫拉莱斯政府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矛盾——改善再分配意味着中央层面的权力整合,而发展地方民主则恰恰意味着地方性的分权,加强对包括土地、森林政策在内的地方性民众参与。

许多研究者都指出,无论莫拉莱斯政府表面上宣扬的是何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是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之前30多年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延续。以至于前述政治学者Brabazon和Webber指出,它所谓的“后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重构的新自由主义”(reconstituted neoliberalism)。

在重构的自由主义政策下,莫拉莱斯与极右翼博尔索纳罗都采纳了一种延续殖民地经济模式的“采掘主义”(extractivism)经济路线,片面强调大规模生产初级农林牧矿产品的用于出口,而疏于发展对这些产品的本地加工,这使它们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

慷慨的多元文化主义,保守的再分配改革

这里所说的“新自由主义”,既信奉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同时又歌颂多元文化价值。这两者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先后出现在桑切斯·德洛萨达和莫拉莱斯治下的玻利维亚。

1994年,在桑切斯·德洛萨达首个总统任期的第二年,玻利维亚修订了宪法,改变原先的文化同化政策,首次将自身定义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国家。随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被认为自相矛盾——一方面不断强调文化上“解放”原住民,承认其语言和传统文化权利,而另一方面则通过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加深他们的经济困境。

而莫拉莱斯政府,以总统本人的原住民和农会领袖身份,将文化和经济平权作为执政纲领。但是,执政多年后,不仅土地改革留下一堆问题,而且原先生机勃勃的社会运动也趋于瓦解,甚至还受到官方的干扰和镇压。

最著名的例子是2011年当原住民为了保护森林和传统文化,抗议政府修筑一条穿越伊斯博洛-赛古尔国家公园原住民领地(Territorio Indígena del Parque Nacional Isiboro-Sécure,简称“TIPNIS”)腹地、有可能带入大量森林砍伐与开发活动的公路的计划之时,政府回应以暴力镇压。

土地政策对多元文化的强调还产生了一个意外的后果:

对切克塔尼亚大火的报道中经常涉及当地原住民指控从西部安第斯山迁徙而来的小农实施烧垦引起林火。这事实上揭示出玻利维亚90年代以来原住民和农民之间因为身份政治而引发的土地冲突。

在玻利维亚,原住民占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达到220万。原住民社区仍然保持着自己的血缘、语言和文化的同一性,而所谓“农民”(campesino)则已经因为文化和血缘的混合而失去了这种同一性而被以其职业身份来定义。上世纪80年代,与新自由主义思潮与政治实践相伴随的,是种种关注少数社会群体和身份认同的后现代思潮,其中就包括对原住民及其文化的关注。

1989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原住民和部落民族公约》,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具有约束力的涉及原住民权利的国际规约。《INRA法》对原住民土地权利的外在强调,即受到了这份玻利维亚参与签署的公约的深刻影响。在莫拉莱斯第一个任期内颁布的2009年新宪法进一步提出,不同人口具有“差异性的权利”,赋予原住民特殊的土地权,可向国家申请大片的原住民领地(TCO),作为对他们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的承认和保护。

但是,政治与社会学者Lorenza Belinda Fontana在她2014年的一篇论文中揭示出,这套将土地视为文化和身份认同载体,因而在权利上区别对待的逻辑,却无法说服将土地视为赖以谋生的经济资源,因而要求对它进行公平的分配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冲突,造成了将土地视为生产要素的农民,与将土地视为身份根基的原住民之间的土地冲突。

玻利维亚西部安第斯山区有200多万农民,当他们的土地随着人口自然增长而日渐细碎化、肥力日渐衰退,而环境恶化又进一步限制了土地的生产力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寻找新的土地。他们发现自己永远无法像原住民那样取得大片土地,感到在土改中受到歧视,要求政府一视同仁,并逐渐将拥有大片土地的原住民社区视为“新的大庄园主”。

需要说明的是,原住民虽然拥有大片土地,却一般不会像农民那样将森林视为开垦对象,让它释放农业生产力,他们对森林的利用方式是低强度的农林复合经营、狩猎与采集,因此土地的经济价值对两者来说非常不同。

当原住民身份在土地权益问题前变得“有用”,各种宣称乃至构建原住民社群身份的努力纷纷涌现。当土地争端从可以以多寡衡量的资源分配问题上升到民族/身份问题,它就变得不可协商、无法让步了。于是,原住民社区与组成为农会的无地农民之间的土地冲突,甚至变得比这两个群体与大庄园主的冲突更加尖锐,成为玻利维亚土地冲突的主要形式。

2005年,原住民团体与农会曾团结在同一个阵营中支持莫拉莱斯与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竞选,而在后者掌握政权之后,这两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并未消弭。在原住民奋起保护自己的森林及其生态环境的同时,来自安第斯山区无地农民则在要求土地和发展权。由于安第斯农民是莫拉莱斯政府最主要的政治基础,政府不断满足农民对东部平原地区的土地要求,一旦原住民的领土主张与农民的相互重叠,冲突一触即发。

这里的问题,绝不是农民的土地权和原住民的土地权,或者基于经济公平的和基于文化保存的土地分配原则谁更正当、孰先孰后的问题。如果当局没有采取激进的拓展农业前沿政策,如果对大型种植园土地的征收与再分配不抱如此多的保留,将其更多地分配给农民,农民与原住民的土地矛盾也就不会如此尖锐。

政府有时还使用农民的话语来来捍卫自己的发展主义、采掘主义政策。8月,莫拉莱斯在为自己签署允许烧垦的政令辩护时,就站到农民立场反问:“小农户如果不用烧垦,靠什么活?他们是种半公顷木薯、一公顷玉米来糊口的小生产者,这就是小生产者的处境。”

尽管话中描绘出一个勉强糊口的自给型农民的形象,但是,在玻利维亚东部平原地区,有大量小农早已加入了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被绑上利润最大化的战车,受制于全球性大宗农产品——尤其是大豆——的市场规律。

在一份荷兰外交部于2016、17年间制作的关于玻利维亚农业基本面的报告中写道:“(玻利维亚)有1.4万户大豆生产者,几乎全部集中在圣克鲁斯省。80%是小型生产者,其中大多数没有自己的储存设施。这些生产者依赖于大公司和跨国企业且几乎没有机会自己决定售价。”报告稍后写道:“增长中的大豆生产是毁林的主要原因”。

加入大豆产业链,迫使农民身处缺少议价权的境地而不得不追求产量,因而必须扩大耕种面积,向森林要土地。这时候,正如莫拉莱斯所说,烧垦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便宜可行的方法。

十四年后

10月24日,莫拉莱斯宣布在新一届大选中获胜,取得第四次连任。且不提第四个总统任期本身的违宪争议,这次他赢得并不轻松。14年以来,选情第一次从开局就进入焦灼态势,而他最终仅以47.08%对36.51%仅10.56%的得票率优势刚好避免使投票进入第二轮——按照规则,如果领先优势小于10%就必须进入第二轮。如果进入第二轮,由于落后政党之间的政治交易,结局如何就会十分不确定。另外,反对派指控这刚好略多于10%的优势来自舞弊——最高选举法庭不加解释地暂停播报选情长达24小时,以至于莫拉莱斯宣布胜选后,拉巴斯、圣克鲁斯等大城市爆发了抗议。

莫拉莱斯这次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在2005年广泛而激烈的社会运动中被迫下台的前总统卡洛斯·梅萨(Carlos Mesa)。卧薪尝胆14年的梅萨此次主要的竞选策略是指控莫拉雷斯的反民主,其次是指责他开拓农业前沿、开发矿产和油气的政策破坏环境和原住民权益——亚马逊大火显然让他的指控变得更有分量。

而在第四个任期中的莫拉莱斯,处境将比之前任何一个都艰难得多。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玻利维亚的财政收入下跌、赤字高企、外汇储备空虚,同时,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失去了国会多数议席,靠采掘和出口资源维持的经济发展和再分配模式恐怕将难以为继。

如果政府被迫缩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那么 10月在厄瓜多尔(在上届左翼政府慷慨的再分配政策后,当前中间派政府应IMF要求试图削减公共开支)和智利(30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表面的富裕下极大的经济不平等、极高的生活成本和薄弱的公共服务)因社会福利削减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或是玻利维亚自己在2005年所经历的动荡,或许就将重演。

作为历史行动者的原住民

8月刚去世的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晚年的长文《全球左翼:过去、现在和未来》(澎湃新闻思想市场9月发表的中译)中写道:在20世纪最后十年和21世纪最初十年,由于美国地缘霸权的衰弱等原因,一大批左翼和中左翼政府上台,“与此同时,这些左翼、中左翼,当然也包括少数右翼政府都追求发展主义目标,涉及侵犯原住民传统领地的采掘主义政策。后者指责左翼政府在这方面和它们的右翼前任一样坏,而左翼政府则反过来指责原住民运动客观地和故意地在地缘政治上与国内右翼团体和美国步调一致。”

这依然能够描述2019年亚马逊大火时玻利维亚政府的反应。但原住民对自身文化的捍卫与新自由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恰巧重合,未必就意味着原住民运动必然被右翼政治劫持,正如巴西右翼对原住民也有同样的指责。

沃勒斯坦在文中多次提到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认为它在90年代初全球左翼哀鸿遍野之际,以1994年元旦北美自贸协定(NAFTA)生效同日的揭竿而起,为全球左翼运动带来了新的生机,启发了后来十几年中世界各地反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运动。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 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沃勒斯坦指出,这一波新的全球左翼运动,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和2001年在巴西阿雷格里港揭幕的世界社会论坛为代表,采纳了一种新的斗争理念。不同于过去“老左派”的垂直模型——各种追求社会公正的运动应当先服从于一场主要的运动,压抑或推迟自己的部分诉求,等到共同夺取了国家政权——无论是通过武力还是选举——然后再实现各自的目标。沃勒斯坦指出这种老左派“两步走”战略大体上是失败了,“第二步”通常迈不出去。而这波新的左翼运动则采纳了一种“水平模型”——拒绝派系主义,接纳任何反帝、反新自由主义的运动,支持任何受压迫的群体,认为其诉求具有同等的优先性。

原住民群体,由于其所遭受的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压迫,他们的文化和生活环境的生态脆弱性,无法承受被“垂直模式”遮蔽和牺牲的代价。因此,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不仅选择与右翼政府抗争,而且持续地批评左翼政党,认为中左翼民主革命党同样支持新自由主义议程,因此自2005年以来坚决抵制投票给该党候选人洛佩斯·奥夫拉多尔(López Obrador),在2018年还推出了自己的原住民女性总统候选人。

他们因此在墨西哥曾被指责为“分裂左翼”。但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看来,在议会政治框架下,无论什么政党掌权,资产阶级都控制着局面,因此在2005年就提出跳脱选举政治框架,代之以“从基层、为基层”建设一种能够抗衡新自由主义所能带来的破坏的新的左翼政治,其中包括直接民主的自治和地方性的合作经济。

今年元旦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起义25周年纪念日,也是历经14年终于当选总统的奥夫拉多尔就职之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这天宣布:将与这位中左翼新总统的破坏性的观光铁路项目展开斗争。而且它还在壮大。8月17日,副司令莫伊塞斯宣布:扩大在根据地恰帕斯州(Chiapas)的控制范围,建立11个新的自治区。

与此同时,亚马逊的大火开始熊熊燃烧。这场火不仅告诉世人,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府共同的采掘主义、发展主义的破坏性,而且,当另一种破坏性的全球化——气候变化——变得愈演愈烈,当采掘主义和发展主义引发的生态系统破坏和碳排放的持续增加带来全球性灾难性后果的时候,建立在资源民族主义和自由贸易基础上的“发展”和再分配就愈加失去合法性,遑论进步性——无论是处在这条全球产业链上的哪个位置,生产、投资,还是消费。

这时候,原住民开始成为某种“历史行动者”(historical actor),支持他们的诉求不再只在于纠正对他们的历史不正义,而是为这个处在环境危机和仇恨政治肆意生长中的世界提供关于民主、生态和共生的思想和实践知识。

参考资料: 

1.Thomas E. Skidmore,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Rule in Brazil, 1964-198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1988)

2.Andréa Zhouri, “Adverse Forces” in the Brazilian Amazon: Developmentalism Versus Environmentalism and Indigenous Rights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August 2010)

3.Brabazon, Honor; Webber, Jeffery R., Evo Morales and the MST in Bolivia-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in Agrarian Reform,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Volume 14 issue 3, 2014)

4.Fontana, Lorenza Belinda, Indigenous Peoples vs Peasant Unions- Land Conflicts and Rural Movements in Plurinational Bolivi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ume 41 issue 3, 2014)

5.Pierre Gautreaua, Laetitia Perrier Bruslé, Forest Management in Bolivia under Evo Morales: The Challenges of Post-neoliberalism (Political Geography 68, 2019)

6.Ben McKay & Gonzalo Colque, Bolivia's Soy Complex: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Exclusion’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015)

7.Carlos Balderrama Mariscal et al., Rural Migration in Bolivia: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Economic Crisis and State Policy (IIED 2011)

8.Andreucci, D., Radhuber, I.M., Limits to ‘‘counter-neoliberal” reform: Mining expansion and the marginalisation of postextractivist forces in Evo Morales’s Bolivia. (Geoforum,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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