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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运营一个生态农业生产团队?学学大寨的管理经验吧!

2019-6-14 13:08

原作者: 张怀英 来自: 《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
导语:改良土壤、密植、移苗、改变施肥习惯:没错,现在还要农业学大寨。


作者简介——张怀英:山西省昔阳县的老县委书记,他和陈永贵从1946年相识到1986年陈永贵去世,保持了40年的战斗友谊。正是他发现和扶持了大寨陈永贵这个典型。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延安就提出过“精耕细作,耕三余一”的口号,在抗日根据地都进行过精耕细作的试验。昔阳县在1945年解放以后,县委、县政府每年秋天都要开一次劳模会,研究“精耕细作、科学种田”的经验。

挑战传统的耕作经验

1955 年,我召集陈永贵、张老太、王殿俊、乔显福、耿德华等一些劳动模范开座谈会,商量推广科学种田的经验,重点是在“巧”字上做文章。到会的人七嘴八舌,提出了很多传统农业技术方面的经验,如对耕地不仅要深耕加肥,还要多锄细锄。什么:
 
“耕三耙二锄五遍,八米二糠永不变。”
 
“上午锄下午割,一亩地多三割。”
 
“黑豆穿黄衫,赶一小布衫。”意思是黑豆黄了叶再锄上一遍,也能够赶回一天的工资来。
 
“黑豆挖了蛋,一亩地打八石。”意思是黑豆要深锄。
 
当时又提出来“合理密植”,要增加株数。到底一亩地种多少,说法并不一样。什么:
 
“玉茭地里卧下牛,还嫌玉茭稠。”
 
“好地放下斗,劣地卧下狗。”是说种谷时留苗的稠稀。
 
除了密植以外,大家还提出了调茬的问题,就是一块地里不能年年种一样庄稼,要隔一年挨一年。特别是谷地,农村有“重茬谷,手上哭”等说法。
 
到会的人提出的这些巧种田的农谚到底有多大的科学性,又如何具体运用呢?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试验推广。有些农谚是相反的,如有的人说“立了秋,挂锄钩”,有的说法却是“立了秋,再加锄”,到底哪个说法对呢?要进行试验。
 
在几年的试验中,我发现陈永贵做得最认真,效果也最明显。如“立了秋,再加锄”这个经验,早在1950年我就让思乐村的一位农民做了试验,在同样的一块地里一边加锄,一边不加锄,到秋天单收单打,打的结果是一样的,证明立秋加锄的说法不对。1955年夏,我又让陈永贵与虹桥关的支部书记同时进行了一次试验,到秋天分打。这次试验的结果是:把打下的玉茭用斗过,还是一样;可是用秤一称,名堂出来了,一斗多半斤,一石多五斤。这时候,虹桥关的支部书记告诉我,他还试验了一块谷,在同样一块地里加锄和不加锄,收打的结果是一样的,可是一碾米,差异出来了,加锄的一石谷出七斗米,不加锄的一石谷出六斗五升米。这些试验的具体资料有利地证明了加锄能增产。需要注意的是立秋后加锄不能深,只能浅锄。
 
大量的事实既教育了社员,也让陈永贵进一步认识到科学种田的作用。他在生产队里成立了科研小组,专门研究科学种田。
 
对“合理密植”问题,大寨人认为随着地力的提高,过去那种“玉茭地里卧下牛”的老经验不适应了,主张增加株数。可是却遇到一些习惯势力的阻碍。他们的说法是“稀了年年收,稠了碰年头”,听着也很有道理。陈永贵和科研小组的人为了从实践中取得经验,拿出资料教育群众,在同样一块地里进行稠稀对比试验。试验的结果是稀的少收,稠的多收。这些事实教育了有保守思想的群众,密植逐年推开。每亩留苗由原来的八九百株逐年增加到两千三四百株,产量也由一二百斤增加到七八百斤。

发明移苗补栽技术

充分利用土地是增产的根本。可是因为天旱、虫害等原因,玉米地里每年缺苗5%到10%是常有的事,谷地更是捉苗难,同样的年头也是缺苗10%左右,有的时候甚至缺苗30%到40%,出现大片大片的缺苗断垄现象。就算补种上,效果也不好,因为庄稼也竞争,争水争肥,后种的庄稼吸收不到充足的养分和光照,长得又弱又小,群众叫它是“歇凉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科研组的人反复琢磨着这个事情。
 
1956年夏天锄地时,有个社员望着稠一片稀一片的谷苗对人说:“要是谷苗也能栽,那就好了。”别人听了把这当成笑话,都说:“自古以来就有移瓜移菜,哪有移栽庄稼的事?要是能移栽,早有人这样干了。”
 
可是这么一聊,有人就想起一回事来。过去有些年头间谷时,人们把拔掉的谷苗扔到地边。有时候当天正好下雨,扔掉的谷苗常常就活了,这说明谷苗移栽是有可能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了半天,打开了干部的思想。陈永贵说:“那好,咱们在试验田里试一试。”
 
试验的结果证明只要技术掌握好,移栽后马上浇水,栽下的谷苗就能活,特别是雨后移栽,效果最好。
 
移栽谷苗成功后,他们又进行了玉米、高梁的移栽试验,效果都很好。从此以后,大寨人再也不怕缺苗断垄了。他们实行缺一苗补一苗的办法,基本消灭了庄稼缺苗现象,产量更加有了保障。
 
大寨移栽谷苗、玉茭的试验成功后,县里号召在全县普遍推广,取得了很好效果。
 
移栽成功了,缺苗断垄的现象消灭了,大寨人又在这个基础上悟出一个道理:既然缺苗断垄能移栽,大面积的缺苗也应该可以移栽。这个想法在不久以后就派上了用场。1963年8月,大寨遭受特大暴雨袭击后,有120亩的谷苗被打成了碎末,造成大面积缺苗,有人估计只能收二三成。1972年,由于严重的旱灾,又有100多亩地大面积缺苗,其中150亩谷子只出了40%的苗。灾后,邻村把间出的谷苗送到大寨,大寨的男女老少齐下地,实行大面积移栽,转眼间,又是满地齐刷刷的谷子。所以在这两个灾年中,大寨的谷子都是大丰收。社员们都说 :“这两个灾年谷子大丰收,真是奇迹。”这个奇迹,一个是反对保守思想的结果,一个是依靠集体力量的结果。如果没有集体的力量,那么大面积的缺苗,一家一户在有限的时间内是难以补全的。
 
挑战传统的耕作经验

农民是现实的,他们看见玉米株数不断增加,产量也不断提高,就又产生了另一种偏向,说“种稀了危险,种稠了保险”,出现了盲目追求高株数的现象。
 
1960年4月,正当玉米开始播种的时候,我到赵壁下乡,检查播种情况。我发现一些生产队长和一些年轻人提出要把玉茭株数每亩增加到 3000至4000株。我找劳动模范乔显福等人商量说:“一亩地种到 3000株、4000株行不行?”
 
乔显福认为:“这几年来产生了另一种偏向,还没有被人认识。过去稀种是因为地力不足,给人一种错觉,以为稀植保险。集体化以后,随着肥料的增加,进行了合理密植后,增产了,人们又以为种稠了保险,稀了危险。其实这都是片面的。玉茭生长不只是要吃饱喝好,还要通风透光。你看坡地上梯田的庄稼,靠边的那两行玉茭穗头总是比中间的大,原因就是通风透光好。”
 
我觉得乔显福说的蛮有理,立即在黄岩村召开了附近六社党委书记会议,提出坚决制止盲目密植。在这次会上,县里管农业的副书记田根栋说他也发现了这个现象,正准备给我打电话。
 
会后,我返到大寨,看到陈永贵也正在商量今年的种植株数问题。他也说 :“这几年来在种植上出现了另一个偏向,只知道追求株数多。这并不科学。”还说:“我这两年正在琢磨着一个问题:过去总是沟地的庄稼长得好,梁地的庄稼长得差。可是这几年变了,沟地和梁上的庄稼长得一样好。这当然有梁上梯田肥料增加的原因,可是沟地的肥料照样增加,怎么没有锦上添花呢?”
 
陈永贵琢磨来琢磨去,得出的原因就是梁上的地通风透光条件好,沟里的通风透光条件差。看来沟里的玉米恐怕是种的株数太多了,应该适当减株。我听了陈永贵的分析,连声说:“有道理!有道理!你今年一定要把沟地的株数减下来。”
 
可是,陈永贵开支部会讨论的时候,遇到了很大分歧。大队长贾承让首先不赞成。要是别人反对这还比较好办,可是贾承让出面反对,麻烦就大了。人们都知道,在大寨,第一个种地把式是陈永贵,第二个就是贾承让。
 
陈永贵举例说:“这几年沟地里的玉米出现穗子小,还有空杆现象,这是什么原因呢?还不是通风透光不好?”接着陈永贵又说 :“这几年来人们赞扬大寨三个一样,‘山上山下一个样,近地远地一个样,里里外外一个样’。这跟过去相比当然是好现象,可是细细琢磨,这里边也是有问题的。好地同样加工加肥,怎么跟劣地一样打粮?这里边总有原因。”
 
贾承让不接受这个看法,说:“过去反对保守思想,提出密植的是你,如今提出减株的又是你。反正你是常有理。”陈永贵一听就“哈哈哈”地笑了,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咱们今年你试一块儿,我试一块儿,看看到底怎么样。”
 
贾承让接受了挑战。他在种地时,让株距比陈永贵的株距缩短二寸。社员们听说支部书记和大队长搞对头赛,都很感兴趣,都在等着瞧结果。
 
人常说,八月老汉会种田。到了八月,人们仍然拿不准,说到秋天看吧。
 
其实没有等到秋天,玉米一出穗,人们就看出了长短。陈永贵种的那块地穗子沉甸甸地往下耷拉,贾承让种的那块地穗子一个个直直向上,直冲天半。有人说“承让输了”,可是贾承让并不服气,说:“我种的这块儿地穗子虽说结的小,可是苗多穗多呀!产量谁高谁低还不一定呢!”
 
出乎贾承让意料的是,秋后一收打,陈永贵那块亩产达到1120斤,贾承让的只有1000挂零。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贾承让认输了。他深有感慨地说:“种地这门学问看来容易做来难。真是七年学个买卖人,一辈子也学不会个庄稼人。种庄稼也得研究新知识,靠老经验吃不开了。”
 
大寨人在玉米种植上,从稀植到密植,又到适当减株、合理密植的过程得出这样一条经验:庄稼地里学问深,要不断根据新情况,研究新问题,不能死守老一套。
 
大寨人在地力增加,肥料增加的基础上,又实行了精耕细作,保证庄稼吃饱喝好,后来又知道了庄稼要长好,还要通风透光的道理。于是,他们又创造性地提出了“行宽株密”,“四不专种三不空”的种田法。
 
“四不专种”就是豆麻瓜菜不专种,实行高杆作物和低杆作物、草本科作物和豆科作物、粮食和蔬菜间作、带种和混种,实现一地多用。“三不空”是地边、地墙根、地角不空。大寨的地块小,地边、地墙、地角特别多,把这些地方都利用起来,潜力是很大的。
 
后来,大寨人逐渐认识到,密植不光是多加几根株数的问题,广义来说,“四不专种三不空”也属于合理密植的范畴。
 
磷肥的试验和推广

贾承让虽然知道他的种地经验不如陈永贵,可是多年来,他在种地的方方面面总想跟陈永贵比个高低。通过密植到减株这项试验,贾承让不仅承认了陈永贵比自己高,更重要的是认识到种庄稼要根据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学习新知识。
 
1956年,全县亩产千斤田不断出现,有的甚至达到一千三四,生产倒流的思想出现了。这时全县人民都认识到了集体化的优越性,有人说 :“农业社有的地块儿能打一千三、一千四、一千五,这真是奇迹。”也有人说:“车寺万圆堂,骡马成群粪成山,没有打过农业社的一千三。”意思是产量不能再多了。
 
地的潜力到底有多大,一亩地到底最多能打多少?1956年春天开完三干会议后,我找陈永贵商量说:“试办初级社以来,亩产一千四五的地块并不罕见。能不能打到两千?你是不是选一块儿好地,各方面都下点儿功夫试一试?”
 
陈永贵满口答应说:“行行行!”
 
这年,陈永贵选了一亩地,肥料上得很足,特别是大粪上得多。这种肥含氮多。苗出来二尺高的时候,又增施了一次堆肥,每亩留苗 2000 株。以陈永贵当时的估计,每株出两穗,一穗平均打六两,就是两千多斤。
 
这一亩玉米长到7月中旬,就长得一人多高,二指宽的叶片黑黑的,长势特别茂盛。陈永贵高兴地引着我看了一次,我也很高兴,要他精心管理。没想到到了抽穗的时候,一场大风刮过,这一亩玉米都被一甩两节,有的断成三节,颗粒无收。
 
我问陈永贵:“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别的地都没有倒了,只有这块儿地不仅倒了,而且断成了好几节?”陈永贵说:“庄稼长得好,秆长得脆。”我说:“怎么这块儿地就长得这么脆呢?”陈永贵说:“我也说不来。”
 
后来陈永贵和科研组的人反复琢磨,才知道这块地的氮肥上得太多,缺乏磷肥,所以秸秆不硬。陈永贵很重视科技人员的意见,就开始使用磷肥。
 
大寨村是 1958 年开始试验用磷肥的。他们在一块地里用磷肥做堆肥,结果到玉茭黄了皮去刨时,发现磷肥还是灰面面,一点也没有被吸收。大家觉得很怪,怎么这白面面(指氮肥)顶用,而灰面面没用呢?
 
这时,有人失去了试验的信心,说:“这灰面面不行,再不要花钱白误工了。”陈永贵、贾承让却不这么看,也没有打退堂鼓。他们想:国家办磷肥厂难道没有根据,就是为了产废品?恐怕不是磷肥不顶用,而是咱们的使用方法不对头。于是,他们去找科技人员商量,这才知道磷肥难分解,见效慢,这是它的特点。
 
陈永贵和农科院的人针对这个特点,把磷肥捣烂掺到农家肥里继续试验,第二年还是没有成功。
 
到了第三年,他们又把磷肥和人粪、羊粪混合起来,加上水,制成颗粒状,再一次进行试验。这一次效果比前两次好,但是费工多,不便于推广。
 
直到第四年,大寨人把磷肥和人粪、羊粪、骡马粪用水搅拌起来,发酵一个多月,然后上到地里。这一下,灰面面都化开了,磷肥的效果也大大发挥出来了。凡是上了磷肥的庄稼不但扎根深、铺得广、秸杆硬、能抗风,而且籽粒饱满。同时,100斤玉米棒子不上磷肥的脱粒 60来斤,上了磷肥的能脱粒70来斤。从此,使用磷肥才大面积推广开来。
 
科学施肥

陈永贵和大寨人经过大量试验,对过去传统的耕作技术都进行了批判性的运用。比如过去说“庄稼没巧,肥多就好”、“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这些话都说明了肥的作用。但是怎么具体使用肥料,还应该根据肥性、土质,不能单纯地说肥多就好。比如初级社时,在小北峪沟的二分谷地里上了炉渣,效果很好,获得了增产。第二年推广到麻黄沟的二亩地里,亩施炉渣肥200多担,满以为一定能够高产,没想到事与愿违,这二亩地的庄稼越长越没劲,反而减了产。
 
为什么头一年增产,第二年减了产呢?陈永贵有点糊涂了,甚至大发雷霆。后来他跟老农和科技人员一起分析研究,认识到炉渣固然是一种好肥料,但要看施到什么地里。小北峪沟那块地是红土地,粘性大,麻黄沟的地是沙地,上了炉渣肥,土壤更稀疏,肥、水流失也更严重,怎么能不减产呢?
 
这个分析对不对呢?大家还有点拿不准。他们想,从实践中得到的认识还必须到实践中去检验。第三年,他们又在一块红土地上施了炉渣肥,果然又增了产,从而验证了以上的认识。
 
通过这一系列的试验,大寨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科学施肥的制度,如冷性肥施在阳坡地上,热性肥施在阴坡地上,炉渣肥施在粘土地里,炕土施在沙土地里,玉米多上磷肥,谷子多上羊粪等等。做到不同肥料施在不同的地里,最大限度地发挥肥料的作用。
 
反骄破满,一茬变两茬

1958年以前,大寨人是在传统耕作经验的基础上,跟科技人员结合起来,具体分析、具体运用,使传统农业技术得到了科学的运用。科学种田在大寨这块土地上结下了累累硕果,也为全县实行科学种田起到了示范作用。大寨陈永贵的名字在全县越叫越响。
 
1958年,毛主席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大寨人在科学种田上得到了很大的启示,认为“八字宪法”像一盏明灯,为他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们回顾初级社以来的道路,证明了毛主席的“八字宪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陈永贵说:“毛主席把‘土’字作为‘八字宪法’的第一个字,说明了土是基础。咱从初级社以来,三战狼窝掌、建设‘海绵田’都是从土开始的,结果是地越种越好,越种越多,产量也越来越高。这说明了毛主席的‘八字宪法’有强大的生命力。毛主席的‘八字宪法’每一个字都需要咱们贯彻执行,具体运用。”
 
有的人说:“咱们这几年来实际上是运用了毛主席的‘八字宪法’。咱们不光抓了土,还抓了肥,实行了密植,成绩蛮不错了。”
 
从这话里,陈永贵敏锐地感觉到有一种生产到顶的思想,一种满足于已经取得成绩的思想。不进行反骄破满,再前进是不可能的。于是,陈永贵领导大家开展了讨论,用毛主席的“八字宪法”来对照大寨的生产。经过讨论,大寨才知道咱们做的离毛主席的“八字宪法”还远着哩。在讨论的基础上,陈永贵又返回到“土”字上来,说:“咱们这几年的地力大大提高,肥水条件也大大改变,可是每年只能种一茬庄稼。能不能种两茬呢?”
 
人们都感觉到这不可能,说:“咱大寨处在太行山区,无霜期短,地温低,怎么能一茬变两茬呢?”陈永贵说:“咱们应该看到事情都在起变化。情况变了,种植也就得起变化。”贾承让、梁便良也说:“从咱们前两年走的道路看,能不能还要试试看。”
 
原来在1956年和1958年,大寨就搞了这个试验。事情是从试种小麦引起来的。
 
过去大寨是不种小麦的,因为气候寒冷,麦苗不能越冬。解放前大寨村有个富农种过一亩小麦,下了十几斤种子,结果才收了 31 斤。集体化后,由于大量使用秸秆肥,土壤改良了,地温提高了,试种小麦获得了成功。但是低秆早熟的小麦相对来说产量赶不上玉米、谷子,所以每年种得很少。
 
1956年谷苗移栽的新技术在大寨出现后,党支部考虑,要是收了小麦栽上谷子,一年能收两茬,种小麦就合算了。于是这一年和1958 年他们在小块地里先后做了两次试验。结果证明移栽的谷子霜冻以前倒是能够成熟,但有两个难题限制了这个经验的推广。一个是收麦以后移栽谷子费工太多。那时还没有搞机械化,这个困难无法解决;另一个是移栽谷苗需要水利条件,不然就得等雨。即使等来一场雨,也抢栽不了多少。因此,从1959年开始推广了几年,最多也只能搞到 20来亩,人们的积极性不高。
 
1967年4月,毛主席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在全国广为传播后,党支部又考虑实现这个一茬变两茬的战略目标。这不仅是提高粮食产量的问题,还有一个注意粮食品种的问题。于是,一茬变两茬和多种小麦这件事就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但是几经试验,仍然解决不了缺工缺水的问题。有几年,收麦以后复播了成熟期短的玉米和其他作物,用工虽然少了,但产量太低,往往种两茬庄稼还没有种一茬大秋作物收得多。
 
经过学习“八字宪法”和反骄破满的思想斗争,党支部把“粗粮变细粮,一茬变两茬”连同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的奋斗目标一并提了出来,一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阵势就这样全面展开了。
 
这一次,试验一茬变两茬的任务落在了大寨1965年成立起来的科学实验小组的肩上,领头人是土改时的贫农会主席贾承运和年轻的共产党员高玉良。他们同科技人员一起,总结了历年来试验的经验教训,又经过两年的试验,最后确定采用套种的办法,实现一年两作。具体做法是:秋天种小麦时,每三行留一个宽垄。第二年夏天小麦收割前 40天,在宽垄上播种玉米。由于近几年机械化、水利化有了较快的发展,缺工缺水的矛盾也正在逐步解决。
 
这种种植方法具有很多优点。大致说来,优点有三:
 
一是通过两茬庄稼交叉,解决了无霜期短的矛盾,而且两茬庄稼共生期间互相没有太大的影响;
 
二是两茬庄稼都是密中有稀,稀中有密——小麦行距、株距都密,但隔三行有个宽垄,玉米行距较宽,但株距可以加密,做到了种植株数不少于单作,同时还不影响通风透光 ;
 
三是套种比移栽用工少得多,适宜于大面积推广。再加上精心管理,他们从1972年后,试验年年成功,成果年年扩大。
 
1972年,套种的20亩玉米出土后,碰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年,苗子长得又黄又瘦。社员们气得把这些苗叫做“麻绳头”、“小老汉”,许多人都认为没指望了。可是,贾承运、高玉良等科研人员毫不泄气,带领科学实验小组的成员没明没黑地浇水、追肥、深刨、细管,努力促使苗子转化。结果“麻绳头”很快长成好庄稼。秋后,玉米亩产1070 斤,加上前茬小麦收获的450斤,两茬共打了1520斤。这就是说,部分土地已接近当初提出的“过江”后翻一番的目标。由于大寨的“海绵田”块块都很肥沃,部分土地能达到的产量,大面积种植也能够达到。人们相信,今后随着机械化、水利化的进一步发展,“过江”后翻一番的奋斗目标完全能够实现。
 
1973年,大寨村的小麦套种玉米面积已扩大到50亩,1974年更扩大到整100亩,实现了一茬变两茬的目标。
 
大寨人在反骄破满的过程中,从实践中一步一步认识到革命无止境、科学无顶点,过去一些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干的事情,经过试验,都成了发展生产的新套套。比如过去虽然选优种,但是种子逐年退化,头一两年还好,到第三年就不行了。大寨人为了减缓种子的退化周期,每年秋天都有专人在田间、场上精选良种。选种时片选、穗选、粒选,并提出肥料足、长得太好的不选,有病虫害的庄稼周围更不选。由于年年这样去杂取精,提高种性,因此合作化以来,大寨种植的谷子不仅没有变质混杂,反而越种越纯,越种越好,越种产量越高。引进的一个良种——晋杂一号玉米也是连续种了十几代,亩产一直在千斤以上。过去谷子白发病无法治理,后来也在科技人员的指导下,把得了白发病的谷子秸秆全部烧掉,不让牲口吃,更不沤肥还田,从而使白发病得到了根治。
 
水稻是一种低秆高产的作物,过去大寨人想都不敢想,后来也在虎头山下安家落户,一连几年亩产都在1200斤以上。
 
最后,大寨人深有感慨地说 :“毛主席的‘八字宪法’越种越灵,这给咱们庄稼人戴上了望远镜,越看越远,越种越巧。”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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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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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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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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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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