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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政令不出中南海? : 中国诸侯经济的形成及其后果

2018-8-6 16:11

原作者: 老田 来自: 乌有之乡
食物主权按: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为资本开辟了一条金光大道,它恰似一只无形的手,把政府紧紧的裹挟在掌心。昔日的为人民服务日益演变为利润至上。毒疫苗、腐败、黑工厂,种种现象的背后都指向了那只无形的手。天气是那样炎热,仿佛一点星火就会引起爆炸似的。抬手还是放手?让我们拭目以待。

《绝对权力》剧照 来源:豆瓣

在近期的毒疫苗案子出来之后,很多人认为这体现了“资本一般”状况,深圳佳士“黑工厂”案子出来后,也被人做了同样的归纳。这些解读是有依据的,也确实体现了资本家为积累资本有着跨越一切底线的冲动,但是,这些案子的出现,还确实有中国独有的“资本特殊”状况在内。本文专门呈现中特资本社会中间,有关“资本特殊”的塑造过程。

四十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对接了西方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之所以中国成为跨国资本首选的外包生产基地,没有任何别的奥秘——就是中国的资本积累成本远低于他国竞争者。中国的低积累成本制度结构的创造,除了国家层面立法所体现的“亲资本政策”和对外资倾斜优惠这一合法的低成本空间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个不那么合法的亲资本政策空间——由地方政府卸责引发的政策和法律“零执行”带来的非法低成本空间。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的资本积累条件创造过程,其起点上是邓小平设计师,其终点上则是朱镕基的改革攻坚完成时,由此把中国塑造为全球化时代的“资本洼地”——因具有最低的资本积累成本——故命名为邓朱积累体制。
 
换言之,中国特色的资本社会里,邓朱积累体制的形成和由此塑造的低成本积累条件,由合法空间和非法空间两部分构成,后者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对政策和法律“零执行”来确立的。如果结合地方政府公司化趋势,去看待毒疫苗案子和黑工厂案子,会有不一样的启发。

一、“政令不出中南海”与“地方政府公司化”互为因果关系

我们都知道“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这个说法有着牢靠的基础——“地方政府公司化”。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形成,从经验层面看,有三个重大政策选择,显著地影响了和塑造了这个后果,并由此重新确立了地方政府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利害关系。可以预言,只要是这三大步骤确立的地方政府独立于中央的利害关系结构不变,政令重新畅通的可能性就不高。
 
从1979年开始,第一步是邓小平的“权争胜负手”开创了地方政府公司化的源头,第二步是地方政府在三轮投资失败后做出的反向选择,界定了“反劳工政策”的牢固想象力,第三步是朱镕基财政信贷改革确立了地方政府需要“自找税源”,这三大步骤确立了地方政府独立于中央的利害关系结构。
 
奠基于地方政府独立于中央的利害关系结构,在中央层次的“亲资本政策”之外,地方政府往往以“零执行”方式,来创建本地吸引资本的优惠政策空间。
 
在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中间,由于中央政府无力抹平或者改变地方独立于中央的利害关系结构,也就不得不务实地采取“选择性放任”的态度,只有在地方政府闹得特别不像话的时候,才选择介入和干预。换言之,因为中央政府无力或者不愿意接手地方政府财源枯竭的困境,才选择性地无视地方政府的违法创新。
 
官方宣传和主流学者,往往喜欢把改革后的主要制度变革,说成是政策设计的“合意结果”,这是有悖于历史和社会现实的错误看法。真正有效的制度和人们行为动机(尤其是官员)的显著变化,大多数是出于“合意结果”之外,是各种政策塑造的潜在利害关系结构变化,所带来的“非预期后果”。邓朱积累体制的形成,及其降低积累成本的最有效部分,不仅不是出于政策设计的结果,甚至至今依然是不合法的对政策和法律的“零执行”造就的,而“零执行”本身是与地方政府利害关系结构绑定在一起的,要加以变革并不容易。
 
历史并非仅仅出于大人物的设计和正面塑造,在大多数时候,反倒是由政策的各种“非预期后果”塑造的。这就像是自然界的进化一样,拉马克的“用进废退”解释很直观但并不正确,真正的进化源于“适者生存”的机会结构许可。

二、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第一步:1979年邓小平放出“权争胜负手”

第一步,1979年邓小平的权争胜负手:迎合地方官员的投资饥渴症,以及各国务院主管部门官员“国有资本的部门垄断”要求授出部分的国资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由此彻底架空了陈云的“鸟笼经济”设计,地方官员从投资饥渴症出发本能地反对各种宏观调控政策,部门从自身利益“条条扩张空间”需要出发选择性地漠视陈云的意见,这导致陈云的一些直系手下也不愿意听话了——因为哪个部长听话就意味着本部门利益受损。
 
甚至,为了最小化陈云对于经济政策的影响力,邓小平嘱咐赵紫阳等人不要开全国性的经济工作会议。在接受杨继绳访谈时,赵紫阳回顾说:

代总书记时,陈云要我开会,小平说不开会。陈云要开会是要个说话的地方,小平不开会,是他可以直接找我们。

我没有开会,陈云问我:“为什么不开会?”

我说:“我是大秘书长一个。要开会,您和小平同志商量好了再开。”

陈云听后重复我的话说:“大秘书长一个”。

——【杨继绳:一访赵紫阳,载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006年修订版)电子书】


应该说,邓小平确实借此实现了从权力中心边缘化陈云的目的,陈云的“鸟笼经济”设计打从一开始就没有获得过很好的实施机会。由此,此后中央和地方关系就再也没有正常过,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造成的严重恶果。
 
改革宣传中间强调增强活力和“放权让利”,但是,最现实的后果却是利害关系重构,和各种利益关系的切割与重组,此种选择性失明状况,往往为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认真遵守着。一个人只要不缺乏常识,就会同意温铁军教授的看法:

“财政分级承包”启动各级地方政府为自己的财政利益而进行地方政府资本“原始积累”。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只完成了国家一级的工业资本原始积累,这意味着国家所直接控制的大中型城市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地县以下普遍是工业基础薄弱。于是,在财政改革后,全国形成了各个层次的明确的收益主体,数千个县、市,乃至数万个乡镇便都突然有了一个要求:完成各级地方政府的资本原始积累。

而城市改革从“利改税”入手作为第一步,恰恰让各部门根据实际所占有的资产收益留利交税,这就静悄悄地使国家资本转化为了部门资本。

……随着国家资本演化为部门资本,全民所有制演化为单位所有制,国营企业产权的“灰化”程度越来越大,部分城市企业职工早已把“爱厂如家”变成“厂里有啥家有啥”,而各类干部则依托自己控制的部门资本份额来进行“资源置换、权钱交易”,社会性的腐败正在蔓延。

——【温铁军著《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6-18、47页】

由地方政府自己搞盲目的工业化事业,实际上就是放任地方官员“投资饥渴症”出笼,此一政策的“非预期后果”极为严重,相当于是把地方政府行政行为与企业作为本地税源的利害关系,进行相互绑定,这刺激了“诸侯经济”的形成。在1998年前后,上海市政府曾经出台本土政策保护本地汽车行业,规定上海市民购买外省产车辆附加5.5万元的购置税,在协调不成功之后,湖北省政府出台报复政策,对购置外地车附加7万元的购置税,最后是经过中央出面协调才算平息下去。
 
把地方政府与企业经营效果进行利害关系绑定之后,其经济方面的表现极为鲜明:一是各地方政府优先保护本地落后工厂的“诸侯经济”割据状态,二是部门权力偏帮行业资本扩张的“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权力使用方法,这些后果至今仍在深化发展,依然处于无人能够收拾的自流状态。

三、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第二步:三轮投资失败与自下而上的“反劳工政策”想象力

第二步是三轮政府投资失败,由此塑造了自下而上的“反劳工”政策想象力。从1979年开放地方政府投资轻纺工业开始,恶性膨胀的投资规模和重复建设,短期内,就向前超越了原材料供应水平,向后超过了全国市场容量,结果当然是一齐失败。
 
第一轮投资地方政府集中于轻纺工业,开始于1979年,到了1983年前后出现纺织原料方面的恶性竞争——所谓的“棉花大战”“蚕茧大战”“苎麻大战”等风起云涌,后果是各县级政权保护本地新投入的落后工厂,挤垮大中城市工艺先进的老工厂,然后,严重过度投资的后果是一齐失败。到1997年朱镕基开始部署“砸锭”以消灭过剩产能,全国砸锭数字超过1000万锭。
 
对地方官员的“投资饥渴症”的第一轮放水,与1979年底中央决策要对轻工业投资实行“六个优先”紧密相关。据当时任轻工业部部长的梁灵光回忆:

“六个优先”是在1979年1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来的,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

六个优先原则的提出,是中央“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使轻重工业比重协调起来”方针的体现。中央在原材料和能源供应、资金的分配方面给了轻工业以很大支持,当时为抑制经济过热,曾采取压缩基建,减少投资的办法,但是为了保证轻工业的资金,发放了轻工专项贷款。地方上的投资重点也由过去发展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转向发展轻工生产。“六个优先”实际上最大限度地撬动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兴趣转移,调动了中央财政控制之外的投资能力集中于轻工业,梁灵光指出这一次优惠政策撬动的投资转向是长期性的:

在我离任后,基本上已改变对轻工业“又挤又让”的现象。相反各地争相上项目,争指标。

——【梁灵光:《梁灵光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第455、461、463页】

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导致严重的重复建设,对轻纺工业的过度投资,很短时间内就实现了“全行业亏损”和全行业垮台。
 
第二轮地方政府投资一窝蜂地涌入“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这是毛时代的“三大件”,产品价格利厚,所以格外受到各地方政府的共同追捧,到了1985年前后行业产能急速膨胀到超出全国市场容量的程度,自行车产量由1978年的854万辆上升到1984年的2861万辆,手表产量从1351万只上升到3798万只,缝纫机数量从486万架上升到935万架。【《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第110、153-155页】

作为80年代前期投资重点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纺织等行业,密集投资形成的产能短期内就超过了市场容量,最先出现全行业亏损,这个时期膨胀起来的产能,后来大都被百分之百淘汰掉了,相关企业大多破产。
 
第三轮投资在1980年代后期,各地方政府再次密集投入家电产品,全国彩电生产线高达数百条之多,结果也没有逃过一齐垮台的命运,那时候的家电品牌,今日市场上基本上见不到了。
 
这三轮投资失败之后,各轮投资新招收员工陷入困境,失去工作和收入,常常包围政府、堵断铁路交通线,以讨要工资和活命钱,此类抗议活动密集发生,一时间成为各地方大员最为头痛的政治忧患。各地官媒中间最能够接近大领导的大记者们,最先体贴到领导们的难处,忽然不约而同在1992年前后共同在媒体鼓噪“砸三铁”(砸碎“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的强烈“改革攻坚愿望”,由此,牢固地确立了地方政府“反劳工政策”的想象力。
 
此种自下而上生成的“改革攻坚要求”,骤然提出来之后,连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都吃了一惊:

从1991年底到1992年,社会上刮起了一股砸“三铁”的风。所谓“三铁”,就是指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媒体炒作得很厉害,铺大盖地宣传砸“三铁”,一时弄得企业思想很混乱,无所适从。

1992年4月下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武汉召开年会,安志文同志要我到会上去作报告。我在报告中讲道:“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砸‘三铁’,转化企业经营机制是系统的、综合的、配套的改革,它涉及计划、投资、技术进步、新产品开发、产品定价等等方面的机制,如果这些方面的机制不活,企业即便是砸了‘三铁’,也难以形成和发展适应市场需求的持久能力。”

我还说,适应企业转换经营机制,“首先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积极进行政府机构的改革,减少行政干顶,给企业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与此同时,还要加快各种市场的培育。”

——【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233页】

差不多在1992年前后,肇源于三轮投资失败后员工讨要“活命钱”的压力,官场曾经两度进行过所谓的改革创新,以转嫁投资失败带来的严重后果。一是压迫银行贷款支持企业的过剩生产,二是鼓吹创建所谓的“横向联合的企业集团”目的是向盈利企业转嫁成本,这两个创新均来源于官场强烈的“甩包袱”冲动。不言而喻,这样的“改革”设计是不可能有长期效果的。

虽然最初国家决策层面,并未考虑过“反劳工政策”的改革攻坚方向问题,但肇源于地方政府强烈愿望——想要切割政府承诺给劳动者之间的稳定雇佣关系,这到了1997年朱镕基“国企改革攻坚三年脱困”许愿时,就被全面接受下来并彻底执行了。最终转化为两个方面的政策:一是透过MBO方式把国企股权廉价处理给私人,二是通过“买断工龄”的方式对老工人搞下岗分流。

四、朱镕基改革导致地方政府税源枯竭的后果:放任地方政府各种“零执行”选择

第三步塑造过程,对于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形成,最具有根本性。朱镕基1993年财税信贷改革的后果,是彻底枯竭了地方政府的财源,逼迫其进行各种违法创新,由此决定性地塑造了地方政府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利害关系结构。反过来,中央政府也选择性地默许地方政府部分解除自身承担的政策和法律监督执行责任,去转型为积极创造税源的所谓“有为政府”。
 
朱镕基为了避免各地方政府向银行转嫁投资失败后果进一步发展,开始实行银行信贷权力收归中央的改革,为此还重组了人民银行及其地方分支机构,主要的设计就是要信贷职能独立于地方党委的干预。同时实行分税制改革,国税地税分家,大数量税基税收归中央,这进一步恶化了地方财源。在朱氏改革之后,很短时间内,有60%以上农业县份财政收入不敷开支,发不足政府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
 
此后,各大中城市也不得不开辟“诡道财源”——地方政府主动与地产商和银行合伙,炒高级差地租并通过房地产实现货币化然后瓜分之,据以创造“土地财政”这个新的地税基础。
 
三轮政府投资严重失败之后,极大地改变了地方官员的潜在利益结构,虽然政绩饥渴症还需要投资饥渴症来支持,但是,投资工厂及其老是失败不仅不能顺利实现官员们的个人利益,还是大量“政治麻烦”的源头。作为官场中间很有洞察力的一员,薄熙来首先敏锐地提出了“经营城市”理念,并在大连任职时期加以实践,最后上升为某种带有经验总结性的东西,刊载在党的第一喉舌《人民日报》上。薄熙来在接受该报记者访问时说的话,很有代表性值得抄在这里:

做市长的,总希望自己的城市发达,能够在经济上宽裕一些,但首先遇到的难题往往是缺钱。那么钱从哪儿来?自然就想到办工厂,20年前也有一句话,叫作“无工不富”嘛!在人脑子里,一提起国有资产,也首先想到国有企业,并往往把国资和国企等同起来。为了发展经济,过去很多城市都是一个路子,即争项目,找贷款,办工厂,通过兴办企业,出产品,上产值,拿利润,增税收,这样政府就有钱了。因此,不少同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是热心于企业的事,如何把企业做大、做多,就成了市长们的心事,因为这样才能有钱,提高GDP,从而提升城市的地位。但事实上,由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各地重复建设项目众多,由政府新办的工业项目,往往面临诸多风险,搞不好,辛辛苦苦办起来的企业,不仅不能挣钱,还要背上债务包袱,赔进去的更多,然后不得不再拿财政的钱即纳税人的钱去堵窟窿,就会造成恶性循环。

那么发展城市急需的钱从何而来呢?我想,国企是国有资产,城市本身也是国有资产。政府挣钱,不仅可以通过征收企业的税收,也可以通过经营城市使财政增收。

城市本身是国有资产,是值钱的,而且可以通过经营城市这份国有资产来挣钱。城市不仅值钱,还可以增值,而且这个过程并不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大连1992年全市的可支配财力是21亿元,其中可用于生产建设的资金只有8000多万,到1999年,大连可支配财力已发展到90亿元,可用于建设的资金近40%。

据统计测算,大连的土地价格,1999年比1994年增长了5倍,而大连市建成区160多平方公里,土地整体增值的效益是显而易见的。据统计,大连市区拥有实物资产也由1992年的760亿元增长到1999年的2600多亿元。所以,投资于环境建设是有账算的,城市增值的潜力是巨大的,经营城市可以带来丰厚的回报。

(经营城市)我的体会是:一靠良好的环境,二靠吸引外资。环境加外资,就能发生化合反应,城市就能增值。所谓良好的环境,在我的脑子里,包括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功能,以及优美的自然环境,也就是说,要有比较完善的道路、机场、商场、酒店、写字楼、展览馆、医院、学校、文化和体育设施等,又要有鲜花、绿地和广场,以及比较完善的开放政策和法规。这种环境条件,是吸引内外资金的前提。而外来资金涌入,城市自然就增值,环境优势就转化为经济优势。

——【《薄熙来谈如何经营城市这份国有资产》,《人民日报》2001年05月14日第五版】

在地方政府被刺激出高度的地方财政依靠“吃地租”积极性的同时,朱镕基还出台政策严管信贷风险,甚至要求信贷员对其贷出款项风险终生负责,在这里,朱镕基有一个假定——他似乎认为国企贷款坏账多,不是因为邓小平满足地方政府官员“投资饥渴症”引发重复投资和过度竞争的投资失误所致,而是源于信贷风险管控不足。此种想当然的诊断和开药方,结果是显著地改变了此后的信贷获取条件——有且只有具备合格抵押物的贷款需求才会得到优先满足,而唯一理想的抵押物就只有房地产,结果,这相当于是确立了信贷资金此后只能够向房地产倾斜的潜规则,后果是以立法形式强行把银行信贷资金绑上房地产三头同盟的战车。
 
此种改革,其后果是短期内就催生了由地方政府、银行和地产商组成的“房地产三头分利同盟”,后果我们都清楚——中央政府调控房地产十多年然后房价一路高涨。这是地方政府厉害关系,更高程度独立于中央管制的“改革深化”措施,也是这个改革措施必然会有的后果。时至今日,由朱镕基改革刺激出来的地方政府“吃地租”的想象力,今日更是发扬光大了,业已下达县城和乡镇,地产项目开始在全国农村遍地开花了。
 
在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困难的当口,朱镕基又三次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工资,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距扩大,进一步刺激或者激励了各地招商引资的热情,哪怕是为了公务员队伍工资的足额发放,也不得不尔。各地方政府也竞相出台竞争性的优惠政策去吸引资本落地,因为地方政府没有立法权和独立的政策制订权力,所以,这些承诺的优惠政策往往是与地方政府身负的政策和法律执行权力相关的,通过选择性执行或者不执行政策法律,去违法降低资本积累的成本以此去吸引资本,这就把地方政府官员群体的个人职业利益,紧密地绑定在招商引资的战车上了。

五、作为政策选择“非预期后果”出现的“地方政府公司化”之怪现状

在中央政府出台的“亲资本政策”基础上,地方政府还从自身的需要出发,用“零执行”的方式去开辟降低积累成本的空间,以服务于招商引资目标的需要。而深圳特区,则是在全国最早实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政策”的示范区,开创“法外特殊政策”的特区。
 
与1979年开始的三轮政府投资失败相似,1990年代的开发区热和癫狂性的招商引资热炒,是另一种“投资饥渴症”的发作。不管政府主导下的重复建设,还是疯狂招商引资政策创造的低成本积累条件,都属于追求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外的经济扩张诉求,其效果可想而知。连陈锦华也不得不承认,过度投资的后果只能够走向反面: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则有两个现象值得深思和总结,一个是投资饥渴症,一个是政府换届的政绩效应。这两者的结合和相互作用,便催发经济过热,发展失控,造成新的经济波动,甚至是很大的波折。

……而过度的饥渴,一旦成为政府行为,成为受个人功利主义驱动的执政目标,又失去市场的正确导向和发展的理性指导,它的负面效应就会迅速膨胀,引发经济过热,发展失控,直接走向良好愿望的反面。

——【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261-262页】

从宏观看来,各地政府竞争性地追求扩张生产可能性边界,不管是政府自己投资,还是招商引资,其后果都不可能会好。但是,如果不能够禁绝此类行为,那么,谁要是不跟风的话,谁肯定就要首先吃亏了,由此导致“向底线竞争”和地方政府“零执行”现象的普遍化。这样的风潮一经形成,自上而下的调控就很难生效了,法不责众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中央政府无力或者不愿意面对地方政府财源不足的困境,只能够相对理性地采取“选择性放任”态度。

结果,国家政策和法律出台之后,到了地方就丧失了合格的代理人去执行了,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趋势之下,往往选择不执行甚至“零执行”去迎合自身的利害关系结构和公司化目标。所以,总体上看,立法和政策意图中间的“亲资本”政策,还只是接力赛的第一棒——这还不是中特资本社会低成本积累条件的大头,大头来自地方政府对于政策和法律的不执行,低积累成本主要来自接力赛的第二棒——由地方政府创造出来的极端的政策“零执行”创造的低成本空间。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地方政府官员真的照章履行职责,监督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实施,就会成为地方官场的“公敌”——这意味着降低了本地对资本的吸引力,在1990年代有着发不足工资记忆的地区,此种“对资本的不友好态度”,会被视为与公务员队伍的“足额工资”作对。

在毒疫苗的背后是毒资本,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公司化催生的“零执行”,恐怕还难于孵化出这样的毒瘤。佳士“黑工厂”在经营中间选择对工人使用武力,拒绝按照《劳动法》和《工会法》明示的规则办事,还有能力购买公权力的违法服务。这些现象的背后,都与地方政府公司化激发的“零执行”行为模式有内在勾联。

地方政府“零执行”政策所创造的低成本积累条件,会显著地异化官员的行为模式,创造了一个官员个人具有自由选择权的空间——他可以选择执行或者不执行国家政策和法律,毕竟,不执行也符合现实社会中间的潜规则,执行的话也不会有大错(除非得罪了领导的关系户)。就这样,官员实际上拥有了对资本进行一对一谈判的权力,假如资本或者企业不识相的话,就可以选择执行政策和法律,剥夺其“违法利润空间”。这样,官员个人就有了自由操控“零执行”规则的机会,可以借此逼迫企业或者资本向个人贡奉金钱。这就是说,“零执行”的潜规则广泛存在,实际上给予主管官员个人一个榨取“私人贡赋”的选择机会。

由此,资本由“零执行”而获得低成本积累的条件并不完全,大多数情况下,是需要向官员个人出钱“廉价购买”“零执行”服务的,为此,许多企业经营管理中间,会设置相应部门或者职位,帮助实现低成本向官员个人购买“零执行”服务。当然,官员也可以学雷锋,无需出资购买就用足“零执行”的空间去帮助企业,不过,在今日社会中间此种“雷锋型”官员恐怕不会太多。更何况,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就是为企业利润实现做出贡献的人士,可以据以参加分红,由于地方官员可以操控“零执行”带来的“非法利润空间”,直接掌控资本的低成本积累条件,官员个人据此要求“外部人分红”所诱发的大面积腐败,已经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创造本地税源,除了以“零执行”创造低成本积累条件进行招商引资之外。还有一条成功经验,是从大中城市“吃地租”经验出发,全国性的“吃地租”狂潮今年在县以下兴起,不仅县城到处是房地产项目,连乡镇都未能例外。有人统计说,中国的开发区如果全部建设利用,可以居住34亿人口。这样的开发区建设狂潮,大多数是基于银行贷款的项目,海量资金沉积到拆迁成本和开发区基础设施中间,短期内固然促成了GDP数字的攀升,长期后果格外严重。许多地方政府举债数字,远超本地财政偿还能力,但这个趋势依然得不到起码的抑制。
 
湖北某大城市日均利息负担超过1亿元,还有一个地级市举债数百亿之巨,把一切公共事业资产都抵押给银行以期获得最大化的贷款数目。这样的疯狂举债基建,简直成了一股全国性的潮流,谁也不敢阻挡,甚至,谁要是出来说话,就得罪了官场多数,就会成为最不受欢迎的人,其官帽子堪忧,此种潮流之下,哪怕是上级也不敢公然得罪多数下级。
 
地方政府权力紧密地结合资本,去野蛮地创造GDP数字和税源,简直到了癫狂的高度。除了野蛮驱赶低duan人口以降低拆迁成本的恶性案例之外,最新的恶性案例是江西省多地以黑社会暴力抢劫模式,公然以法律严禁的抢劫犯手段,出动人马公然去农民家里抢劫棺材,据以逼迫农民从今天开始去火葬场和商品化坟山料理后事。这显然是要求把农民的丧葬传统即时终结掉,以服务于火葬和商品墓地销售的经营目的。这样的事情出来之后,只有几家媒体发点不痛不痒的批评意见,竟然没有主管机关介入和查处“公权力抢劫”模式的有组织犯罪,这个案子若不被严厉查处,那就部分地说明了:地方政权业已实际上获得了不择手段满足GDP需要的潜规则空间。

六、可能的改进空间在哪里

承认问题并认真地分析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公知们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模板的批判活动,较好地在全社会推广了一种“空想资本主义”理想,推销了一种只要政治制度一致就可以达成效果一直的简单理念。对于中特资本社会问题的来由和实际状况,拒绝深入理解和分析,全部努力集中于推销万灵药方,问题在于与中国可比性更强的国度,不管是苏东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引入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没有达成同样的效果,这个方面的说服力缺陷,很多年来一直有人指出,但公知们持有一种“零信息输入”的自固状态里,以至于到了今日公知们的声音传播,越来越依靠倾斜的传播机会去支撑了。
 
主流经济学家们偏爱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制度,为中特资本社会向着市场化和私有化每一步靠近欢呼,但是,从来都不存在单纯的经济基础,私有制或者市场经济都是在上层建筑的管制下运作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也与公知们一样,顽固地把上层建筑的变化及其普遍影响排斥在观察视野之外。应该说,中特资本社会的每一步私有化和市场化,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完成的,上层建筑不仅主导了这个过程,而且上层建筑本身就是私有化和市场化最重要的制度环境,对于这个制度环境的内在变化过程,主流经济学家们毫无认真观察和分析,在经济学家们看来,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也只是市场化和私有化还不彻底。

在另外一个方向上,公知们的努力集中于批判中特资本社会与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政治制度落差”,公知们高擎“不民主”的大旗,认为这就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主流经济学家们则煞有介事地指出中国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还不够彻底的“经济制度落差”,作为中特资本社会的主流舆论和最繁荣“学术”,都对中特资本社会问题的由来缺乏起码的兴趣。两者都秉持某种形式的“制度落差批判方法”,还垄断了学术界和舆论的主流表达空间,这两者从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拒绝面对中特资本社会形成的历史过程和相关制度缺陷的内在利害关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显著地促进了对社会问题的误诊和误判,帮助实现了现实问题的持续放大并长期得不到起码的解决。
 
应该说,政府主导下的改革进程及其塑造的利害关系结构,是中特市场化和私有化经济基础的最真实制度背景。同时,以公知们和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言论底色构成的舆论状况,算是中特经济基础的舆论环境。这两者就是与中特资本主义发生“积极胁从关系”的上层建筑。
 
与公知们和主流经济学的认知,体现出某种程度的一致,政府也在某种程度上借用他们的看法,去指导自身的政策和行政过程。多年来,政府的反腐工作,往往就定位为“当权派个人滥用公权力”牟取“私人利益”,与这个认识相关,还往往认真地宣称要大力推进反腐工作,最终实现从“不敢腐”到“不能腐”和“不想腐”。这样的认识,是把经济基础的变化及其社会的改造成就,一笔抹杀了,拒绝承认腐败本身就内在于经济基础中间的利润实现过程,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外部人分红”(企业外部人士按照其对企业利润实现的贡献获得分红机会)现象;同时,也不愿意反思,改革进程中间所形成的地方政府对政策法律“零执行”模式下,官员个人拥有事实上的“自由裁量权”并据此获得榨取“租金”的机会,本身是中特资本社会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特殊机制的一大内在因素。

腐败虽然只是一种消极现象,但是,却内在地集合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逻辑和内在缺陷,以及其相互关系中间的隐患,说到底,腐败是经济基础改造上层建筑的抓手,同时也反映了上层建筑变革进程中间遗留下来的私人机会。说腐败只是一个官员自私自利问题的皮相看法,此种诊断意味着仅仅在监督机制设计方面着力,把全部问题归结为干部队伍自身和执政团队私德问题,这样的“锅”太沉重,谁也背不起,这样的错误诊断也不可能真个治病。公知们说民主根绝腐败,主流经济学说彻底的市场化和信息透明会减少腐败,这些都是拒绝承认经济基础巨变之后,内在于基础性制度内部的利害关系结构和相应的私人机会结构的质变,腐败是寄生在这些利害关系结构和机会结构之中的。

官场腐败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内部症候的某种综合体现,今天中国的腐败是非同一般的严重,要追本溯源去寻找问题的根由,才有可能看到相关利害关系结构形成过程,看到这些利害关系结构给官员留下的机会是如何形成的,没有这样的认识,是难于认识并求解问题的。

中特资本社会发展到今天,问题多多,核心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公司化”现象背后的政策法律丧失了专职的守护者力量。要解决这个问题,最低限度要恢复中央政令的通畅,让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得到尊重,终结“地方政府公司化”现象背后的独立利害关系结构,庶几能够把各级官员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政策和法律执行的监护人角色上来,这才是治本之道。要达成此一目标,就需要终结地方政府自找财源的利害关系结构,并真正实现全国一盘棋。显然,要达成这样的目标,仅仅依靠自上而下发号召是难于奏效,需要动员民众的力量帮助破解四十多年来沉淀下来的各种既得利益结构。
 
如果真的如公知们所期待的,实现所谓的民主宪政,留存下来的既得利益和利害关系结构就不会受到丝毫触动,这些消极现象不仅不会终结,还会进一步野蛮生长和壮大,印度和菲律宾的政治现实更可能被复制到中国来。终结此种以“零执行”为特点的反政治现状,解除权力与资本的恶性勾联,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真实利害关系结构进行根本性调整,还需要配合民众自下而上的批判力量。

一句话,改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四十多年来塑造了极为不一样的利害关系结构,这个后果也是革命性的,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就是寄生于这样的利害关系结构之中。现在,要解决各种重大遗留问题,显然需要一场真正的“逆革命”那样大的力度,才有可能撼动部分固化的地方既得利益和利害关系结构,根本改变其行为模式。各种巡视组对下施加的威慑,只是事后的纠错和负面阻挡,肯定会有效果,但尚不足以确立对整个官场的正面引导作用,而如果没有对人民力量的充分动员,仅仅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调节和巡视查处,这样的改变幅度近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日

原标题:《邓朱积累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简要回顾四十年来“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塑造过程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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