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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上山下乡”:当代青年如何参与乡村振兴?

2018-5-4 11:42

原作者: 张小武 来自: 《教育》旬刊
食物主权按:

为拓宽就业渠道,北京大学于鸿君教授于2009年倡导“新时期上山下乡”,引发热议。
 
有人听到“上山下乡”便如惊弓之鸟。上世纪的上山下乡运动在缓解就业、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应因其所处的特殊年代而被妖魔化。如于教授所言,当年的知识青年为农村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及观念,这场运动本身也使城市青年得到锻炼、了解了基本国情。针对历史,理应立于全局以发展的眼光去回顾,而非自困于个体沉浮。
 
于教授提出“新时期上山下乡”,目的在于解决城市就业、帮助农村发展。然而,引导城市中的“失业者”至农村“两年”,便能使之成为回城后的“优秀者”“有业者”?农民在“失业者”两年的帮扶下就可解放思想、脱贫致富?新时期“上山下乡”究竟是人才回流手段还是镀金投机之举?
 
我们认为:与其强调“失业者”下乡,与其倡导把“国家工程”当作“失业者”的个人跳板,倒不如打开视野,发展公益组织、合作社、村集体等基层组织,以基层组织为纽带,引导真正优秀的、有理想的青年们去农村施展抱负,引导农村青年返乡,而不是以上位者的思想进一步将农村禁锢为城市的“稳定器”、“蓄水池”。

于鸿君,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纪委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网络上,于鸿君撰写的《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一文点击率颇高。其核心观点是上山下乡工程41年后应重启。
 
于鸿君,北京大学校长助理、战略研究所理事长。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和经历,提出了“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的建议。该建议刚一公布就引起关注,有人认为这是文革思维,但亦有人认为,这不啻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举措。孰是孰非,难有定论。近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新楼于鸿君的办公室,《教育》旬刊记者就网友关注的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农村大有可为

在于鸿君的文章中,他分四个部分对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的背景、方式、意义等做了阐述。
 
据这篇文章提供的数据,2009年全国有610万高校应届毕业生,历年积累的未就业的大学生约有250万,预计目前全国共有860万大学毕业生等待就业。
 
于鸿君认为,860万大学毕业生是最宝贵的资源之一,如果得不到充分就业,不仅是家庭和个人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会影响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
 
于鸿君在文中说,在目前城市就业容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应把就业的目光投向农村。他说,农村历来是中国最广阔的就业渠道,是有效释放就业压力的“安全阀”,也是改革开放30年以后,最迫切需要人才的地方。在此背景下,应采取综合措施引导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就业,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
 
于鸿君建议的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是,选招200万大学生到农村任教师、医护人员、农业技术员、公共服务人员和“村官”,也可以根据需要安排到农业产业化企业中,还可以由地方政府建立“大学生农村创业园区”。每个大学生可同时联系一户村民,努力帮助其脱贫致富。每批大学生在农村工作的期限可安排为两年,期满可重新按其意愿自主选择。他们的津贴应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初步可安排每人每月4000元左右。
 
文章说,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将对我国目前乃至将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发展起到如下作用:首先,可有效缓解当前特殊时期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第二,可以实现中国城乡人力资源对称性流动和置换,“农民工进城,大学生下乡”可以显著优化中国当前的人才布局,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导入急需人才。再者,可以使大学生深入了解国情,有效锻炼人才队伍,将来在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各行各业担当大任。最后,可以有效缓解农村“孩子上学难,农民看病难,获得农业技术和信息难”的“三难”问题。

上山下乡有待公论

《教育》旬刊:众所周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过一个上山下乡运动,但历史证明,它几乎毁了一代人。现在您又提出一个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不担心重蹈历史覆辙吗?
 
于鸿君:这个问题还不能草率做出历史定论。我个人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具体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从知青回城后的发展状况来讲。这些人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回城后发展不太好,但另一部分经过在农村的锻炼,回城后发展得蛮好。比如说北京大学现在有一批50多岁的教授发挥了中坚力量,他们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社会阅历丰富,对社会的了解、认知能力很强,这为他们后来的良好发展奠定了基础。大量回城知青都认为,在农村的历练对他们来说受益很大,现在不少人甚至在假期带着自己的孩子到当年插队的地方体验生活。
 
其次,从国家、民族发展的角度讲。即使说他们个人付出了青春,甚至可以用现在一般的说法“把这一代人毁掉了”,但把它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看,放在国家、民族发展的大格局中来看,则是十分有益的,至少可以说利大于弊。当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后,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有当生产队会计的,有当队长甚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还有当教师的,培养了一批学生。他们对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也有很大影响。当然,他们也得到了锻炼,增长了阅历,了解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为后来回城有所作为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所以我认为,无论从个人来讲,还是从国家民族长远利益来讲,如果一概而论说当初1600多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被毁掉了,至少是草率的。我相信一大批当年的知青也不会认同这个观点。进一步说,对这么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进行评价,一概全盘否定,还为时过早。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只能交给后人,历史自有公论。
 
《教育》旬刊:如果没有上山下乡运动,这1600多万青年是不是会发展得更好?
 
于鸿君:这很难说。前面我已经说过了,他们回城后的发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有的很好,有的一般。当时没有下乡的青年就个个发展得很好吗?个体之间的差异总是存在的。你甚至不能断然否定,现在发展一般,但当年没有下乡的青年,如果那时下乡了,或许发展得比现在还好。至少他们锻炼了吃苦耐劳的精神。
 
《教育》旬刊:这个工程应该由谁来组织实施?
 
于鸿君:当然是国家。我认为新时期的上山下乡是一个国家工程,国家要在这方面出重拳,要花大力气。比如我在这个建议中提到,这点钱对政府而言还是能拿出来的,和4万亿相比只是零头,要知道我国现在每年至少有6万亿的财政收入,再加上其他方面可以筹集的资金,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最重要的是能力

《教育》旬刊:您在方案中提到了实施这个工程可能出现的几个问题,但有一个问题您没有提到,就是农村是否会接纳他们?
 
于鸿君:如果政府主导的话,农村会接受的,因为农村迫切需要他们。
 
《教育》旬刊:我指的是在观念上。
 
于鸿君:这就需要舆论宣传引导,让大学生比较一下,是在农村体现自己的价值好,还是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好。20年前,一个大学生到民营企业工作是被人瞧不起的,但今天,如果一个大学生到民营企业工作就没什么了。
 
现在大学生到农村去发展,还比较容易找到相对满意的工作岗位,但20年后就难说了,很可能到那时一个大学生到农村去谋一份好工作是很困难的。完全可以预言,20年后,将会有一大批大学毕业生活跃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到那时,比如说到农村当个医生,当个教师,当个村官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的,因为编制已经满了,现在去还比较容易。要知道,今后我国每年都将产生600万以上的大学毕业生,20年就是1.2亿,几乎相当于一个日本的人口,能够都挤在城市吗?
 
《教育》旬刊:现在的大学生差不多都是在比较优越的环境成长起来的,到农村去能适应吗?况且还有面子问题。
 
于鸿君:今天的农村不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今天的上山下乡也不同于那时的上山下乡。经过30多年的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才市场需求越来越大,生活条件虽然不如城市,但基本条件还是具备的。中国8亿农民不是一辈子都生活在那里吗?大学毕业生连两年也坚持不下来吗?
 
至于“面子”问题,更是多余。只要在农村能够得到发展,干出一番事业,用实力证明自己,“面子”自然会有。难道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失业,依靠父母过日子就有面子吗?我们国家的大学生只是为城市培养的吗?大学生与农村水火不容吗?当然,如果现在能够在城市找到工作,那就不一定到农村就业。并不是说每个大学毕业生都必须到农村就业。
 
《教育》旬刊:有人认为,大学毕业生到农村无事可干,况且很多专业也不对口,会造成人才浪费。
 
于鸿君:农业产业化、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甚至维持、农业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农村多方面综合信息的获取、农村公共服务方面以及农村事务管理,都需要大批高素质人才。只要通过磨合实现有效对接,大学毕业生在农村必然大有可为。
 
对专业不对口造成人才浪费的担忧是多余的。目前的大学生就业与计划经济时期的毕业分配有很大不同,专业对口率越来越低。其实大学四年的学习依然是以素质提升为主,如果一个人抱定终身从事自己在大学所学的专业,固然很好,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才流动会表现出更多灵活性。你调查一下现在众多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他们有多少是在大学期间学企业管理的?极少数!
 
况且,相信每个人都会同意一个观点:大学毕业生在城市失业造成的人才浪费要显著大于在农村就业的浪费程度,尽管是非专业对口就业。不少没有上大学的农村青年在农村尚且能够干出一番事业,大学生毕业生就不行吗?就无事可干吗?最近有报道说大学毕业生竞争城市厕所清洁员岗位,这当然也很好,但与到农村就业相比,哪个对国家贡献更大?哪个更有利于个人的发展?
 
《教育》旬刊:新时期大学生上山下乡只能到偏远农村吗?
 
于鸿君:我并不是特指条件非常艰苦的农村,还包含一些小城镇和农业产业化企业,也可以建立大学生创业园区。但可以鼓励引导他们到老少边穷地区就业,因为那里更需要高素质人才。
 
《教育》旬刊:只要高额补贴就可以吸引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就业吗?
 
于鸿君:不尽然。我认为,应采取综合政策实施这项工程。比如期满返回者继续享有应届毕业生的有关就业政策;参加研究生和公务员考试者,可适当降低录取分数等。总之,既然应该是一项国家工程,国家就应该出台综合配套政策去实施。

有理想才能扎根农村

《教育》旬刊:如果您作为主导者,您倾向于哪一种人去农村呢?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还是在城市里生活的大学生?
 
于鸿君:不一定,要凭志愿。当然要有基本条件:第一,要敢于走出这一步,这通常是那些有理想、有抱负、勇于担当社会责任者;第二,要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第三,应该有一定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因为农村的情况很复杂,这几点必须要具备。当然,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有理想、有抱负。如果说我没工作,但我爹行,我宁愿在城市失业。对于这种人,即使把他引导到农村,他也吃不下这份苦,还不如在城市呆着,否则穷折腾一阵子,还得打退堂鼓。
 
《教育》旬刊:有理想、有抱负的就一定要去农村吗?
 
于鸿君:我的意思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不一定都要去,而是说去的人一定要是有理想、有抱负者。
 
《教育》旬刊:您说的有理想、有抱负是希望他们将来能在农村扎根吗?
 
于鸿君:那可不一定。我提的方案是两年,当然,干好的,在农村做出很大成绩的,比如成为一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企业家,只要他愿意,就在那里扎根下去,有什么不好呢?还有一些,比如他成了一个响当当的老师,他又喜欢这个地方,扎根下去,也未尝不可。再比如说医务人员,假定他带领大家把一个医院救活了,或把这个医院搞成地区的一流医院,愿意扎根下去,也没什么不好的。只要愿意,扎根下去,那也完全可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啊。市场经济总是大浪淘沙,总是通过一些机制,把合适的人选拔在合适的地方,那就要看他能不能适应这个地方,也要看这个地方能不能支撑他发展。
 
《教育》旬刊:您提到两年,但您觉得会不会有人投机呢?
 
于鸿君:没有关系。社会中总有投机的,一种制度、一种做法不可能完美无缺,它一定有利有弊,主要看利大还是弊大,如果去农村利大,呆在城市弊大,那就是可行的。制度不可能一步到位,总要有个渐进的过程,所有的制度都是这样。换个角度考虑,每年那么多大学生在城市就业,还有许多做了公务员,你能保证没有投机的吗?
 
《教育》旬刊:您在方案中提到,给每个人每月发4000块钱,网上有留言,质疑4000块是不是过高了?
 
于鸿君:发4000块津贴多不多?关键看在哪里工作。如果去偏远的农村,应该多给一些补贴,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如果说,给3000块钱,有300万人愿意下去,那也蛮好。大体统计,应届生在城市里的工资在3000元左右,他到农村去,多给他1000块津贴,一年多给一万多块钱,这也是应该的。当然,还应该考虑区域差距,特别艰苦的地方应该高些,还有发达地区如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区,地方可能给予较高的补贴。总之,津贴多少只是技术问题,制定实施方案时还应该仔细研究。

“上山下乡”越早越好

《教育》旬刊:国家现在实施的大学生服务西部计划,以及支教、支农、大学生村官等算不算是新时期大学生上山下乡工程的一部分?
 
于鸿君:是一部分,但只是小规模的,现在应该扩大这个规模。
 
《教育》旬刊:您认为这个工程什么时候启动比较好?
 
于鸿君:越快越好。当然,可能出现启动后有人不愿去的问题。不过,即使他们不愿意去,但政府有了这个姿态,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他非要挑肥拣瘦不愿意去,那就是他自己的事。我看到有个别大学生在网上骂,凭什么让老子到农村去?那我就要问,老子你为什么不能到农村去?你的血统高贵?你自认为农村的人低你一等?你天生就应该在城市享福?当然这是不可理喻的极少数。
 
《教育》旬刊:您认为农村能容纳这么多大学生吗?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实现了“每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了。
 
于鸿君:没有问题。实现“每村一名大学生”的只是极少数村。何况,每村有1个大学生就够了吗,每个村有10个大学生试试看,有20个试试看!如果一个村子里一户能有一个大学生,两年之内和农民吃住在一起,那么两年之后将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对农民的思想观念、传统习惯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当然,有些还可能给农村引进新的项目,帮助农民实现产业化发展,哪怕是提供信息或者在有条件的地方上网查查有关信息,以及普及计划生育知识,在农民学校讲讲课,也是不小的贡献。
 
《教育》旬刊:作为北大校长助理,您有没有把这个方案向学校反映?北大有没有为这个方案的启动做一些准备?
 
于鸿君:学校和学校不一样,北大学生的就业目前看还不是什么大问题。
 
《教育》旬刊:但北大作为中国最好的大学,是不是应该做出一个姿态?
 
于鸿君:应该是这样的,北大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北大也有西部志愿者,不过也只是极少数,要在北大大规模实施可能没有必要。重申一遍,实施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主要针对在城市难以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和那些愿意到农村干一番事业的大学毕业生,不是强迫每个人必须去。
 
《教育》旬刊:您对这个方案有没有后续的研究?
 
于鸿君:目前正准备进一步深入研究。但我想,两年以后,经济形势好转了,大学生的就业就不是大问题了,这个方案的短期目标就算初步达到了。当然,这个工程应该是长期的,因为未来的中国农村将是大学生实现人生价值的广阔舞台,农村也必将是大学生未来就业的重要途径之一,甚至会成为最主要的就业渠道。还有,新农村建设、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我们必须为广大农村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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